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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间：202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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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鹭滨老师，任教于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中学高级教师，厦门市骨干教师。从教23年，长期在高三毕业班任教，有丰富的高三备考经验。曾在省市各级教育教学技能比赛中获奖，参与多项省市教研课题，多篇论文发表于CN级教学刊物。作为主编的教学论著，《厦门六中素质教育课改研究丛书——中学历史史料教学集萃中国古代史》（上下卷，ISBN 978-7-5459-1793-2）已经在2020年12月中旬正式出版。《厦门六中素质教育课改研究丛书——博雅育人史政学科五育融合教学集萃》（上下卷，ISBN 978-7-5459-2086-4）已经于2023年7月出版，并参编多部教学教辅著作。个人带领的教学研究团体在各类教学学术平台发表数千万字汇编成果，并形成本校特色的校本模式纸质成果10余本，在全国历史教学届有一定影响力，本人还受聘为新疆姚兰高中历史名师工作室的实战指导顾问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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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远古时期的人类活动

课程标准：了解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古人类活动，知道我国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初步认识考古发掘成果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依据。

重难点分析：基于课程标准及学生学情设置重难点。

重点：北京人的特征与生活形态；工具制作与火的使用对人类进化的意义。

难点：理解“化石与考古材料是研究远古历史的最有力证据”；认识劳动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

在处理重难点时，可通过展示北京人头骨复原像及石器图片，引导学生直观感知原始人类形态。通过讨论“火的使用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培养历史解释能力。

一、我国境内的古人类

（一）从猿到人的转变

形成中的人在长期的使用工具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语言和意识，终于发展到能够用双手制造工具，工具的制造标志着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结束，标志着形成中的人变成了完全形成的人，这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质的飞跃。那么，古猿到底是怎样变成人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从猿转变到人的关键在于劳动。恩格斯指出：“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了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5页，相关史事）。

（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

    形成的人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的，而最初制造的工具都是石器，因此考古学家把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又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代。（初高中教材重点分为旧和新两个时代）

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学会了用火，吃熟食，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复合工具或复合武器，所谓复合工具就是用两种不同质地的材料制成的工具。例如装上木棒的矛和鱼叉等。这是生产技术中的又一重大进步。

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人类社会也产生了，即血缘家族。它存在的时期大约相当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血缘家族是一种实行内婚制的血缘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实行同辈人的群婚，包括亲兄弟姐妹在内，而禁止不同辈人之间的通婚。如恩格斯所述：“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这种婚姻关系由于婚姻圈子是按辈行划分的，因此又被称为辈行婚或班辈婚。在血缘家族阶段，一个家族就是一个集团、一个公社、一个生产单位。从考古资料来看，家族内部可能已经有了两性分工。

（三）我国远古人类主要代表遗址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是考古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一些迹象表明，在地质上的更新世早期，在现代中国的大地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安徽繁昌人字洞、河北阳原泥河湾地区的马圈沟等地都发现了当时人类使用的石器，绝对年代都在200万年以前。据说重庆巫山也发现了200万年以前的石器，同时还有人类牙齿化石出土，并被命名为巫山人，但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云南元谋上那蚌更新世早期地层中也出土了石器和人类牙齿化石，据古地磁测定大约为175万年。此外在湖北建始高坪龙骨洞和郧县龙骨洞采集的人类牙齿化石也被认为是属于早更新世的早期直立人。[1] 这些遗存尽管还比较零散而不丰富，但是涉及的范围很大，年代之早已经离人类起源的时期不远。

目前我国境内代表的远古人类遗址主要有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前）、蓝田人（距今约160万年前）、郧县人（距今约100万年前）等。在考古挖掘中发现他们已经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5页，中国主要古人类遗址分布图）。

二、北京人（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6页，北京人）。

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国地区发现的古人类遗址，最著名的是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考古挖掘出土发现了牙齿、头盖骨、大量动物等化石，并有约10万件打制石器。（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5-6页，北京人牙齿化石等）以上发现，为复原北京人的体态特征和生活状态提供了重要证据。依据测定，北京人生活在距今约70万—20万年前。

★ 北京人的头部呈现出怎样的进化特征？（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6页，北京人复原头像）

北京人的头骨，前额低平，眉骨粗大，颧骨突出，鼻骨扁平，吻部前伸，脑容量比现代人小，平均脑容量达1059毫升，比现代人小，能够直立行走。由于当时北京人生活的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水草丰美，大量动植物出没。北京人用石块、兽骨和鹿角等制作工具，石器的制作方式是直接锤砸，制作石片石器，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及石锤。（完成课后活动2，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8页）不同文化层的石器考古发现表明，工艺技术有渐变和提高的过程。北京人凭借这些石器工具，采集、狩猎临近动植物，维持相当程度的群居生活。

北京人已经知道使用火，并用火烧烤食物、防寒、照明、驱兽，生存条件有了改善。学会用火之所以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里程碑，可以参见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的表述：“有了火，人类开始熟食生活，引起了生理的极大变革，使人类从动物中彻底分离出来。火的应用，使人类焚林而猎，开始利用自然去征服自然，因而丰富了人类的食品，从而使人类的肉体的有机结构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脑结构变得复杂，聪明才智得到发挥。”

北京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之一，资料十分丰富，长期以来成为研究直立人的典型标本。包括北京人在内的我国境内直立人遗存的发现，对研究人类起源和古人类演化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2]

（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6页，北京人使用的石器、北京人用火场想象图）

三、山顶洞人（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6页，山顶洞人复原头像）

距今5万年左右，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阶段，在考古上属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受不同地理环境影响，逐渐分化为各色人种，现代人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晚期智人足迹遍布我国大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是1930年在发现北京人的龙骨山顶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计有属于8个个体的上下腭骨、牙齿和体骨化石，其体制特征与现代人基本相同。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在1300～1500毫升之间，已在现代人脑容量变异范围之内。

晚期智人整体上有了更丰富的劳动经验和技能，依靠渔猎、采集为生，生产工具也有明显进步。他们改进了打击和修制石器的方法，制造出多种类型分明的石器，使之更适合于狩猎、切割和刮削等不同的用途。骨器也开始制作，从山顶洞人使用过的骨针可以看出，当时已有较高的骨器制作技术。骨针是用兽骨刮削和磨制而成的，针身保存完好，针尖圆钝，针孔残缺，针孔是用小而尖锐的尖状器挖成的。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说明当时已能缝制兽皮服饰，增强了防御寒冷保护身体的能力。山顶洞人生产技术集中反映在装饰品的制作上。出土有成串的小石珠、穿孔的兽牙和截成小段的兽骨等，这些装饰品都经过比较精细的切割、打磨或钻孔，有的还用赤铁矿粉染成红色。装饰品的发现，表明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人类已有爱美的观念和对美的追求，原始艺术的萌芽已经出现。（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7页，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和装饰品）山顶洞有上下两层，洞口朝北，其上层是当时人们的居住地，下层的深处则为死者的墓地。在墓地发现的人头骨化石和一些躯干骨上，都佩有装饰品，身旁安放着生产工具，骨架周围有赤铁矿粉末撒成的圆圈。红色的赤铁矿粉象征着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在死者的四周撒有赤铁矿粉，祈求给死者以新的生命，显然是原始灵魂不灭观念的反映。可以看出原始的宗教在这一阶段已经产生。[3]

山顶洞人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居住在一起，使用共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

（完成课后活动1，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7页）

（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8页，知识拓展：古DNA技术研究人类起源）

第二课  原始农业与史前社会

课程标准：知道河姆渡、半坡等遗址，了解我国史前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认识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之一。

重难点分析：基于课程标准及学生学情设置重难点。

重点：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主要成果（稻作农业、干栏式房屋、彩陶、粟作农业等）；

难点：原始农业发展的历史意义。

在处理重难点时，可通过展示河姆渡稻谷化石、半坡粟粒窖藏图，引导学生直观感知原始农耕生活；通过制作河姆渡人与半坡人的对比表格，引导学生区分南北农耕文明；通过对比河姆渡人与半坡人房屋的不同，引导学生理解地理环境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农业的起源与定居生活

（一）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它有四大特征：农业产生，动物的驯养，陶器的制作，磨制石器（不同于打制石器）的使用。而首要的特征就是农业的产生，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一跃而为食物的生产者。人们定居下来，营造房屋，耕种土地，饲养牲畜，食物来源有了可靠的保障。食物的生产——包括对食物植物尤其是谷类的自觉栽培和对动物的驯养，是人类历史上自掌握用火以后最伟大的经济革命，相对于以后的工业革命，学者们把它称为农业革命。[4]

原始农业生产是粗放型的，人们砍去树木，铲除荆棘和杂草，晒干后焚毁，灰烬成了天然的肥料，进行简单的松土平整后即行播种，这种原始农业通常称之为刀耕火种（南方为适应水稻的生长还需要耨田，称为火耕水耨）。农业的发明无疑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个里程牌，所以新石器时代被誉为“农业革命时代”。[5]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地之一。先民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对可食物植物的认识逐渐加深，距今约2万年，他们开始对一些野生的植物进行管理。距今约1万年，我国南北方都出现了人工栽培的农作物，逐渐形成“北粟南稻”的分布格局。黄河流域是当时农业文化发展最快，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地区。黄河流域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土质疏松而便于翻耕，有较多的腐殖质，利于植物生长，农作物收获量因而较高，这样便在黄河流域较早发展起以种植黍和粟为主的精耕农业。[6] 南方的稻作农业的历史也很悠久。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南方发现了先民从采集食用野生稻稻驯化形成栽培稻的实物证据，使得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发掘表明，当时的先民从采集野生稻到学会人工栽培水稻，是一个持续达几千年之久的漫长过程，大体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距今八千年至一万年前的兼具野生稻、籼稻、粳稻综合特征的植物，似乎是一种由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的栽培稻。美方专家于1996年、1998年两次发表研究报告，证实长江中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农业的摇篮，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等遗址的居民，在距今一万六千年前已经以采集野生稻为主要粮食，至晚在距今九千年前定居的稻作农业已经开始。（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9页，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粒等）

★ 陶器的制作和使用（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0页，相关史事）

陶器是伴随着农业的发明和定居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是新石器时代的最具特色的手工业门类。相传我国古代神农氏“耕而作陶”，正是这一史实的反映。烧制陶器首先是塑制陶坯，一般是选用粘性适度、质地较细的泥土、依据用途的不同，或淘洗掉泥土中的杂质，成为细泥陶；或掺和适当的砂子以便耐火，成为夹砂细（粗）陶。陶坯早期都用手制，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有的采用陶拍拍打，使质地更为紧密，并印出纹饰。陶坯阴干后，有的还涂上一层白色或火红色陶衣，然后在表面加上彩绘，使色彩更加鲜艳夺目。烧制陶器的温度一般较高，有的达900℃以上。     

在这一时期的村落遗址中，普遍发现有陶窑的遗址。由于最初的陶器大都敞开烧制，陶土充分氧化，所以陶器多为红色，以后封窑技术进步，灰色陶器逐渐增多。河姆渡等遗址的陶器则掺和碎草、稻壳之类的有机物，烧制后成为夹碳黑陶。

随着生活的改善，适合人们各方面需要的陶器数量日益增多，器形也多种多种。[7]

★ “满天星斗”下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分布图

（地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0页，中国境内新时期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

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二）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影响

农业、畜牧业的产生，使人类的经济以旧石器时代以采集、狩猎为基础的攫取性经济转变为以农业、畜牧业为基础的生产性经济。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这一转变，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从较多地依靠、适应自然转为利用、改造自然。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了初步的天文地理和数学知识，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农业革命促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

农业革命为以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创造了物质基础。人类从事农耕和畜牧后，才可能比较稳定地获得较丰富的食物来源，使人口得以较大的增长，并可使一部分人去从事维持生存以外的活动，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和物品的交换，还使某些人有可能积聚财富。[8]

总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促使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河姆渡人与稻作农业的繁荣

    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是我国史前稻作农业经济兴盛的区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距今约7000年。

    河姆渡人的房屋主要是干栏式建筑。（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1页，河姆渡人干栏式建筑复原想象图）在江南，为适应多雨潮湿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建筑很早就以木构地面建筑为主。河姆渡由早期打桩立柱架空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发展到后来的栽柱式地面木构建筑，木构件已普遍使用卯榫结构和企口板。在该遗址发现了成排卯榫相连的木桩、大量的横板和竖板，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带卯榫结构的构件。密接拼板和卯榫的运用是一种较高的工艺。卯榫结构的使用是河姆渡文化的三大发明之一，奠定了7000年以来我国木构建筑技术的基础。[9]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丰富的稻作遗存：稻谷、稻秆、稻叶、谷壳的堆积，一般厚度达20—30厘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00厘米。出土时稻谷色泽金黄，谷芒挺直，隆脉清晰可辨。经鉴定，这是人工栽培的晚稻，距今约七千年。同时出土的农具——骨耜，证明早在七千年前河姆渡的原始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10] （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第11页，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带藤条残木柄骨耜）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粒等家畜饲养以猪、狗为主，人们还狩猎野猪、鹿等。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木浆，表明在江南水乡乘坐独木舟捕捞鱼虾已较普遍。江南地区长期“渔猎山伐”，山地湖泽较多，地广人稀，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稻作农业较之旱地农业发展难度较大，总的发展显得缓慢。

河姆渡人懂得使用天然漆，会制作陶器、玉器和简单的乐器骨哨，出土的陶猪，生动地表现了猪的拱嘴、垂腹特征。河姆渡人还运用雕刻等技术，用象牙和兽骨制成古朴的艺术品。这里出土了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象牙雕刻器，其中双鸟纹骨匕，刻有勾嘴、修尾的水禽，线条流畅，姿态生动。[11]（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1页，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及线描图）骨器的大量使用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包括河姆渡文化在内，长江流域的马加浜文化、大溪文化等遗址都出现骨、角、牙器等工具。[12]

★ 舞阳贾湖遗址（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1页，相关史事：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龟甲和骨笛）

贾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叉形骨器、内装石子的龟甲、契刻符号等，为研究当时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巫术仪式以及汉字起源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其中，遗址发掘出的骨笛是世界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13]

三、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一）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

我国从很早的时期起，就有“同姓不婚”的习俗，这源于母系氏族时期的族外婚制。由于人口不断繁殖，一个母系氏族繁衍为若干个女儿氏族和孙女儿氏族，这些新的近亲氏族仍然保持原来的血缘关系不变。随着近亲婚配的限制日益扩大，氏族之间也不再准许通婚。于是原来作为一个氏族标志的姓就扩大为这些近亲氏族的共同标志，这样一个姓至少代表一个部落。而在同一部落内的各个氏族，又必须各有新的标志，这就是氏。

由于氏族、部落不断繁衍，原来的一个部落必然要繁殖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不断繁衍的新部落，经过若干世代之后，血缘关系比较疏远了，就又分化出一部分新的部落集团，产生新姓，从而相互可以通婚。如黄帝与炎帝本来是同出于少典氏的两个部落，分别为姬姓和姜姓，这二姓所繁衍的众多姓、氏，就构成了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同姓的和血缘关系比较接近的众多部落群，就以共同的祖先结为族，伴随生产力发展，相互关系日益密切，促进了共同发展。[14]

（二）仰韶文化

1. 仰韶文化圈概述

    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前，我国的母系氏族社会逐渐发展到繁盛时期。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总数超过7000处，已命名为考古学文化的有数十种。（参见前文中国境内新时期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经济文化和氏族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并因此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是中原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其地理分布，以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和豫西沿河谷地为中心，东至豫东、冀南，西及陇西，北过河套，南达鄂西北，影响所及的地区更为广泛。据碳-14测定，距今约六七千年，前后延续达2000年之久。

在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进入了以粟为主的旱地农耕阶段。那是一个农业部落聚居区，有房基、灰坑、陶窖，还有耕作、收割工具——石斧、石铲、石镰，以及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15] 仰韶文化的典型器形有钵、碗、盆、罐等，此外还有陶纺轮、陶网坠、陶刀等生产工具。仰韶文化的彩陶是陶器中的艺术精品，多用黑色彩绘直接在器壁饰以几何图形或植物、动物图案，常见的有平行线纹、三角纹、网纹、鹿纹、人面纹、鱼纹和由鱼纹演变而成的各种图形，其中“人面鱼纹图形“尤为精细。这些陶器的内外壁上，发现很多刻画符号，考证这些刻画符号已具有记事和在一起范围内传达信息的特点，并可能与商周文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6]

2. 主要代表：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安东部半坡村，距今约6000年，是一处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与河姆渡人干栏式建筑不同，由于仰韶文化地区相对干旱，加上黄土疏松，大都建造半地穴房屋。这种房屋大致都是黄土层上挖掘半地下穴结构，外形有圆有方，一般十几平方米大小，大的也有几十到上百平方米。这种半地穴式房屋以所挖坑壁为墙基，周围竖立的木柱和屋内大木柱共同支撑屋顶，屋顶用草木搭成，涂以草筋泥，以避风雨。在居住面和墙上都涂抹草筋泥，做了简单的防潮处理，屋内还有灶坑。[17]（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2页，半坡人半地穴式房屋复原想象图）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在内蒙古中南部岱海东岸，以及黄土高原的山西、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窑洞式的居室。[18]

半坡人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粟、黍，饲养猪、狗等家畜。遗址中除了粟作农业的器具之外，仍有相当发达的砍伐工具及渔猎用具，南北各地的遗址里，遗存的各种野兽、野禽和水族蚌类的骨骼遗骸都较多。以上说明采集和渔猎仍然是一项重要的辅助性生产活动，渔获和野果作为食物补充。就生产的工具而言，仰韶文化的石器已普遍体磨光，形成锋利的刃部，且大多数都钻了孔，从而加长了工具的长度和力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半坡人还大量使用装饰品，并制作乐器陶埙。所谓“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与传说和典籍记载相印证，河姆渡发现的陶埙和骨哨是最早的吹奏乐器，庙底沟发现的陶钟是最早的敲击乐器。[19]（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2页，半坡遗址出土的器具）遗址中还出土了骨针、骨锥，陶制和石制的纺轮，可见半坡人已会纺织、制衣。具体而言他们采剥野麻纤维，掌握了纺轮捻制麻纱并用简单的织布机织成麻布制衣的技术。晚期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发现有布纹痕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0根，当是一种粗麻布。吴县草鞋山下层发现有麻布残片。当时，麻布在南北各地已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材料。许多遗址中出土的骨针，其针眼细小，针体纤细，打磨光滑，说明原始先民已掌握了缝纫工艺。席垫的编织技术也较发达，半坡等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普遍发现有席子的编织印痕。[20] （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2页，相关史事）

3. 仰韶文化的社会发展（右图见 [21]）

    仰韶文化时期是氏族社会的兴盛时期。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大房子，位于成组房屋的中心位置，可能是氏族首领居住或处理部落事务的场所。（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3页，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大房子基址）与半坡遗址同一时期的姜寨原始村落遗址，位于临潼骊山脚下临河东岸的二层台地上，面积达5公顷，该遗址保存着比较完整的聚落布局，包括五个较大的建筑群和三片共同墓群，建筑群被三条人工围沟和一条自然河流（临河）所环绕，公共墓地则在东部围沟以外。每个大的建筑群都以一座100平方米左右的大型房屋为主，附近分布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整个聚落的中央是一个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的中心广场。五大群房屋呈圆形围绕在广场的周围，且每群房屋的门都开向中心广场。这样一个村落，可能就是一个母系氏族公社。

在母系氏族公社，氏族的管理仍实行民主制，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暴力机构，人人平等，和睦相处，一切按传统的习惯行事，重要事件由氏族民主集会决定。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它由氏族的全体成年男女组成，人人享有平等的表决权，氏族议事会可以讨论和决定氏族的一切重大事情。氏族长领导氏族劳动生产，合理安排氏族的日常生活。在经济上，一切财产归氏族所有，大家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人们生前平等，死后都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里，随葬品一般都较少，只有一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或装饰品，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看不出显著差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曾如此描述母系氏族社会场景：“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存在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中国传说的神农时代“无制令而民从”、[22]“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23] ，反映了正是当时社会的大致情况。[24]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公社逐渐被父系氏族公社所代替，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男女在生产中作用的变化，原始的采集、锄耕农业也逐渐让位给犁耕农业（男子在体力上的优势）。二是由私有观念引起的对继承制度的改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逐渐产生了剩余产品，并由此产生了私有观念。按照氏族制度，死者的财产必须留在本氏族内，而父亲和子女却不在同一个氏族。私有观念和传统的继承制度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会制度变化的必要性。于是，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母权制被父权制所代替。

父系氏族也称家长制氏族，它是以男子为中心的氏族，出身和世系按照男子的系统来计算。原来不稳固的对偶婚逐步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父系氏族由若干个家长制大家族（或称家族公社）所组成。家长制大家族是父系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家长制大家族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归氏族公社公有，但是氏族的耕地已经分配给各个大家族使用，一个家族公社就是一个自然经济集团，大家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生产和消费由选举产生的氏族长主持。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妇女失去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氏族首领不再由女子担任，而改由男子担任，氏族议事会由各家族的族长组成。氏族全体会议则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所以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25]

 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出现，私有制也产生了，私有制就是物质资料私人占有（占有物可以买卖、交换、转让和继承）的形式。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是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其与原始社会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结果。私有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单个家庭的出现。由此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晚期，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差别。[26]

（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1.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起源于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距今约5900—4400年。大汶口文化早期就产生了花瓣纹的彩陶器。到了晚期，制陶技术有较大发展，人们能够制作较为精致的陶器。

这一时期私有制发展产生的贫富分化反映在墓葬的随葬品中，多寡不均、贫富悬殊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大汶口一些富有的大墓中，既有葬具（棺椁），又有大批的随葬品，最多的达180多件，包括精美的彩陶、黑陶和白陶及石质、骨质的工具、装饰品，不乏有精美的成套玉器，甚至还有透雕刻花的骨梳和象牙雕筒等工艺品。它们与葬在同一墓地而几乎一无所有的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3页，山东章丘焦家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随葬品）

私有观念、私有制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一旦出现在氏族内部，就产生巨大的离心作用，并在产品交换、部落之间的战争中不断扩大，从而加速原始公有制的崩溃。[27]

2. 龙山文化

父系氏族社会的遗存遍布各地，以1928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的龙山文化为代表。龙山文化遗址遍布于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河北、辽宁各地，比仰韶文化分布得更加广阔。

龙山文化时期，在陶器的制作中已利用快轮急速旋转的力量，加上双手的配合，使陶坯器形规则，厚薄均匀，器壁变薄，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陶窑结构改进表现在窑室扩大，一次可烧成较多的器物或大型陶器。同时掌握高温下严密的封窑技术，烧成比红陶质量高的灰色或黑色的陶器。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造型美观、纹饰精细、器形多样而著称。山东日照东海峪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杯，正是当时制陶工艺的佳作。综上表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已经达到较高水平。[28]

★ 仰韶文化彩陶的跨区域发展（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4页，知识拓展：仰韶文化彩陶）

距今6000年前。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急剧增长。各地区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内部联系进一步增强。

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等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东达海岱、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抵江湘，北逾阴山、燕山，远至蒙古草原，其范围已经涵盖如今中华文明的主体区域。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生产工具、陶器等文化交流，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存在玉器方面的互相交流，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远至内蒙古南部、海岱地区甚至甘肃中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共同体的起源。[29]

（完成课后活动1、2，图见历史初中七年级上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