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晋以降，由于北方人口的南迁，南方各民族间的接触、碰撞、融合一直在或紧或慢地进行……唐代开始，中央政权加强了对东南区域的经营……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向南方的移民规模扩大、速度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因之加速进行。华夏文化也就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这一区域传播，其主要表现是汉族南方诸民系次第形成，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也发展成熟，奠定了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

——谢重光《唐宋时期南方民族的新格局》

自西汉至唐代，国家间的使节来往，国人经商出洋的情形屡见不鲜，但当时移民尚未形成规模。宋代以来，移居东南亚的华人迅速增加。华侨把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带到了南洋诸国，如婆罗洲的通波索人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华侨传去的耕耘工具和耕耘方法。在印尼和泰国，华侨在那里建立了制瓷和造船中心。同时，华侨还把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诸子百家学说和文化典籍、生活习俗带到了南洋，促进了当地各国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的剧烈变革。

——摘编自张天《华侨对南洋的开发与中华文化的南移》

“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中、西方人文精神始祖的孔子和苏格拉底等生活的时代，也是人口迁移、王朝更迭的动荡时代。他们分别开创了两种文化最本原的东西，为两种文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者都将伦理道德教育作为救世济民的最高精神。

——摘编自【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魏晋以来，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已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修养。内迁较早的匈奴贵族如刘渊、刘宣等莫不综览经史、著诗文、工书草。北魏孝文帝亲政后重用儒士进行政治改革，实施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政策，促使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同汉族大致趋同。这一时期，胡服在中原流行，推动中国传统服饰由“上衣下裳制”向“上衣下裤制”转变。另外，以肉食、奶酪、茶酥、胡饼为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也为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增添了新内容。著名的《敕勒歌》和《木兰诗》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碰撞的产物，可谓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北方民族的乐器、百戏杂伎以及绘画、雕塑、书法等也都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陈琳国、侯旭东《中国大通史・魏晋南北朝下》

他的航行拉开了西欧国家在美洲从事殖民活动的序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洲际人口迁移……面对这种现实，欧洲人借用土著人劳动力开发美洲的愿望化为泡影……进入18世纪后，移民步伐有所加快，规模也更加庞大。更重要的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相继建立后，为加快经济开发，英国人竞相推出种种优惠政策吸引移民。

——梁茂信《近代早期西欧国家人口流动的特征分析：1550—1750年》

唐朝时，中国对外贸易、航海事业都很发达。7世纪初，在苏门答腊东南部建国的室利佛逝兴起后经常遣使来唐。唐代初年，诃陵国统一爪哇岛上的30多个部落后也和唐朝往来密切。室利佛逝当时是印度之外的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唐朝时，中国高僧义净曾在室利佛逝居住十二三年；他所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在室利佛逝写成而寄归中国的；中国高僧运期，精通古爪哇语，长居爪哇和室利佛逝并圆寂于此；据《新唐书・诃陵传》记载，唐代和尚会宁于公元665年到诃陵，居住10余年，翻译佛经。公元10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记述了公元943年他经过苏门答腊时，看见许多中国人在岛上从事种植业。苏门答腊岛南部的众多中国人自称是在黄巢起义失败后避居这里的。自那时起，印尼华侨就豪迈地自称“唐人”，称祖国为“唐山”，把自己在海外的居住地称为“唐人街”。后世移居海外的华人多沿用这一称谓。下图为画家笔下的1940年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街景（局部）。

——摘编自薛秀霞《印尼华侨移民的历史考察》

明代社会的主体是农民，人口分布的主要部门是农业，输出人口的地方是农村，人口流动的趋势是逐步由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晚明农村人口流动，不仅有力推动农、工、商生产发展，而且对于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及其运作、社会秩序、学校教育、文化建设、消费观念、风俗习惯等等，也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促进社会结构变革。

——摘编自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从公元元年开始，罗马人允许甚至鼓励日耳曼人越过边境来当兵和务农，罗马的产品、技术和思想影响着日耳曼社会的许多领域。3世纪，在西迁的匈奴人的压迫下，日耳曼各部族被迫西移，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由此而生。日耳曼人逐渐成了罗马的军队将领、政府官员，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冲击下最终走向瓦解。民族大迁徙结束时，欧洲的人种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欧为日耳曼人各分支所占据，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等，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西欧的语言也随之改变，形成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日耳曼人对旧罗马帝国文明发达地区的统治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它既不是罗马文明，也不是日耳曼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言，日耳曼的文明“固然效仿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却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

——摘编自李秀珍主编《西方文明史》

19世纪中期，列强设立通商口岸后，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和新兴的工矿城市吸收了大批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形成一股新移民浪潮。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迁入城镇的城市化移民发挥了与传统移民完全不同的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城市移民中产生，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近代列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以及东南沿海的人口压力，使东南沿海地区劳工出国成为海外移民的主要形式，这一迁移的过程持续、分布广泛。迁入东南亚、美洲等地的华人，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也充当矿工。中国移民对迁入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已为举世所公认。

——摘编自葛剑雄等著《简明中国移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