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末开始，伴随着俄罗斯市场对茶叶需求的不断增加和中俄茶叶贸易的逐渐兴盛，以大盛魁商号为领头羊的晋商抓住机遇，贯通了南起武夷山、北达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长达1.3万公里的贸易通道被称作万里茶道。茶叶自中国采摘到运至俄欧销售，全程约需一年。由于北方气候干燥利于茶叶保存，经万里茶道陆路贩运至俄欧的茶叶，味道和质量胜过通过海路输入的茶叶，在当地更受青睐。咸丰年间，南方茶路受阻，晋商把目光转向湖南安化和湖北羊楼洞，在当地将茶叶加工成砖茶，沿水路运至汉口集中再往北陆路转运。熙熙攘攘间，万里茶道继续散发着魅力与醇香。19世纪中期，俄商纷纷前来汉口开展茶叶贸易。他们最初在湖北羊楼洞一带开设茶厂，后又将茶厂搬迁到汉口并改用蒸汽机和水压机制作砖茶，主营茶叶对俄出口。此后，汉口茶叶出口快速增长。到19世纪末，汉口茶叶出口量已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以上，汉口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茶港”。

“清谈误国”是自两晋当朝以至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史家与学者对魏晋玄学的总体评价。随着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受西方文化学术的影响和启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魏晋玄学。由晚清、民国以及建国后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玄学同周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获得了全新的肯定和评价。
冯友兰认为，玄学“辩名析理”的方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它所讲的“后得的混沌”提高了人的精神境界，它所阐发的超越感，解放感，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所谓晋人风流。但脱离实际是它最大的缺点，怎样纠正这个缺点是后来宋明道学的任务。

他们（指诸多对魏晋六朝之学否定性评价的学者）皆不知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此其证矣。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朝士既倡其风，民间浸成俗尚，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何则？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

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与白银相联系，一边是生产，一边是交换。起因于白银需求的中国市场网络的延伸，主要特征就是将世界各处的白银吸纳进来。与此同时，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扩大到了全球范围，中国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之一，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通用结算方式。中国商人只要白银，影响所及，对于东亚原来受中国影响很大的铜钱货币圈也冲击巨大，包括日本、朝鲜、越南都在向白银货币化发展。伴随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市场超越了国界，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概言之，以三条主干线，跨越三大洲，形成了三个大小不等的贸易圈，从而构建了一个全球贸易网络。这三条主干线是：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中国—果阿—欧洲。
作为三条航线终端的日本、美洲和欧洲，均为输入中国白银的来源地。其中，日本和美洲是白银的出产地，而欧洲主要是美洲白银的中转地。建立在这种供求关系上的全球市场，确立了白银的世界货币地位。换言之，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白银的世界货币职能得到了全面实现，于是一个首先建立在白银世界性运动基础之上，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全球经济体系雏形产生了。这正是全球化的开端。
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中国与全球联系起来，在中国与全球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青花瓷在当时独步世界，明代青花瓷的崛起与展开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当全球史开端的时候，海上贸易连接起一个全球市场和整体世界，中国白银货币化过程最终完成，中国的变革与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从整体上初步建构了全球经济体系。青花瓷在此时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参与了全球的时空巨变，从中国本土传播到世界各地，引领了全球时尚潮流，构成了新的技术与知识融通的过程，展现了新的全球文化景观。
晚明国家的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然而，比王朝衰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先导的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即中国从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至此遭遇了首次挫折。

从明初的禁用金银交易，到白银成为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明代存在一个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全球贸易的开始，已在十六世纪以后。对于白银货币的实证研究，我们的出发点建立在对中国本土历史事实的探求，白银问题必须上溯到全球贸易以前更早的时期。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外学界一般均以清修《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据，以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四百二十七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全面展开，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征银。以成化、弘治为界，官方认可白银从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伴随白银在赋役改革中渗透到整个社会，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市场前所未有地更加活跃起来。明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特别是大量外销丝绸和青花瓷，都可以从这里得到根据。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变迁、社会变迁，直至国家财政体系乃至国家的转型。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自十四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领域极大地扩展，白银逐渐成为流通领域中主币的趋势明显呈现。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孝宗即位后，丘溶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的是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丘溶提出“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而一权之以银”，说明他看到了“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因此主张以银为上币，作为价值尺度，建立银本位制。这是符合当时货币流通现实的建议。与此同时，十五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进了海外贸易和移民潮的出现，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嘉隆之际，十六世纪初，是钱与银的最后较量达到白炽化的时期。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银库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巨大的白银需求引起供给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交换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供求关系，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将寻求的视野投向海外是很正常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以及明朝海外政策从政治层面向经济层面的转换。隆庆初年，明朝不仅以法权形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而且还有重要举措，即在福建漳州的开海和在广东澳门的开港，也即对澳门政策的确立。
从全球贸易出发，着力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认为是海外白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促成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考诸历史史实，上述观点有本末倒置之嫌。我们知道，明代的赋役改革并不始自“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忽视在万历初年所谓“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已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一系列赋役改革。虽然改革名称不一，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几乎无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事实上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印证了赋役改革与白银货币化是同步的，赋役折银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认为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折银至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明代中国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以白银货币化与世界近代化进程趋同发展。
白银货币化过程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紧密相连，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三大进程，无一不与近代化相联系：
进程一：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与土地分离—雇工人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进程二：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进程三：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过程，晚明社会所谓“天崩地解”的社会变迁就由此开始。
经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白银货币化基本奠定，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以财政为中心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作为改革家在全国颁布《清丈条例》，成为财政体系转型的根本大计，带来的结果是“一条鞭法”统一征银的水到渠成。从《万历会计录》到后来的《赋役全书》，可见明朝财政体系转型的成功。张居正改革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全面转型，这是中国两千年国家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至此开启了中国从传统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尤为重要的是，这是明代中国与世界近代化进程趋同的发展历程。

明朝立国建立的体制下，国家政治与行政运行的资源，大部分都来自非财政性的机制，即差役征调，到明代中期，这种资源汲取的机制，转变为越来越依赖用白银货币作为核算和支付手段，来达到“事役均”的社会管治目标，结果是非财政性的差役转变为货币化、定额化的比例赋税化的财政性收入。由于原来通过差役获取社会资源的规模相当巨大，由差役转化形成的财政性货币收入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随着白银货币作为计量和收支的手段，构成明代国家库藏的主要形式，形成了巨大的白银需求。我粗略估算，明代中后期由原来的各种征派改折形成的白银财政规模大约为1500—2000万两左右，加上同时带动起来的田赋折银，白银财政的规模估计达到3000万两的规模。如果我们估算当时最大宗的商品运销规模一般都在百万两级的规模，就可以知道这种财政性的货币流通，是非常巨大的。这种以贡赋体制主导的货币需求，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商品交换与流通，是中国市场吸纳大量白银的秘密所在。
白银成为赋役缴纳手段后，改变了整个赋税财政体系的运作机制。明中期开始越来越重要的白银，更多不是作为流通手段在市场上发挥职能，而是作为支付手段，被用于处理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白银确实被广泛应用，但流通的结果是白银大量流入权力运作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白银流通就不必然伴随着市场发育，甚至可能导致市场的萎缩。当然，长期来看，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进入政府资源运用领域，最终还是一定会拉动市场的扩大。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白银为运作手段的国家与依赖控制关系来运作的帝国是不一样的，国家权力与老百姓的关系以及整体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转变。
所以，在我的理解上，白银流通的意义就不是主要在市场和商业领域体现出来，而是体现在社会和国家结构层面。此前帝国运转的资源是以国家权力对具体人户的控制为基础的，但是这种控制又不是国家基层政权州县对民众个人的直接控制，而是通过里甲制实现的。纳银之后，老百姓与州县的关系转变成为类似纳税人和现代国家的关系，国家可以不控制具体实在的家户，而通过控制一个纳税账户来实现，这就提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各种中介力量的空间，以及社会成员之间交往和组织的新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代替里甲制度，新的赋役摊派征发的组织和机制成为必要、成为可能，并有可能普遍化起来。

西汉初年，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私铸之风盛行。造成币制紊乱，铜钱大小轻重不一，劣币充斥市场。铜钱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一些诸侯王和豪商大贾、豪强地主乘机利用财势操纵铸币大权，积蓄经济力量。景帝在“七国之乱，中认识到令民私铸的后果不仅仅带来经济问题，而且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汉武帝时期，“大兴兵伐匈奴”，加上皇室用度庞大，使得略有好转的国家财力储备又出现入不敷出的枯竭获态。于是在公元前113年进行币制改革，“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这种新铸的钱，称为五株钱。从而杜绝了汉初以来民间私铸金钱的流弊，从此以后，全国货币统由政府铸造，币制归于统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作为银本位制国家，中国必须承受国际银价下跌与通货紧缩的双重损失。当局者虽然都曾经意识到中国白银问题的诟病，但从晚清到民国的几次币制改革都没有涉及银本位制的根本。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后，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建设，然而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溶入世界经济体系中，银价波动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强烈。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也不能幸免并且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经济损失严重。随着美国白银法案的出台，人为抬高白银价格，致使中国发生通货紧缩，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政策，力图阻止白银外流，重振中国经济，但始终不能解决白银问题。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法币改革，结束了白银作为中国通货的历史，挽救了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研究白银危机与法币改革，不仅对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改革的历史有参考价值，对于我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应对世界经济衰退也具有现实意义。

中山大学地理系历史地理学徐俊鸣教授于1960年代研究广东古代手工业史成就显著，他计算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广东的铁产量为1800万斤；至嘉靖十年（1531）增至2760万斤，占全国铁产量4500万斤的60%，居全国首位；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增至5400万斤，比1740年英国铁产量4000万斤多出1400万斤，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直至1800年、法国至1870年、日本至1874年才有生铁产量的统计数字记载。所以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李约瑟在他于1956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七世纪，在此期间，正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能得到他们所追求那么多的铸铁，并惯于用先进的方法来制钢，这些方法直到很久以后，欧洲人仍完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