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时期的货币体系是由实物货币、金属铸币和称量货币共同组成的。实物货币是指作为货币其价值与其作为普通商品价值相等的货币。在商品交换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初的货币形式，是商品间接交换的一般价值形态的表现，最初被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先秦时期是中国实物货币发展的鼎盛期，同时也是衰落期，实物货币主要是由布帛、海贝等来充当，粟、谷等粮食也行使了部分货币的职能。金属铸币，指用金属制造的货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商朝人开始用铜仿制海贝，这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逐步形成了区域性的铜铸币。不同地区的铸币，它们的器形、重量、文字标志、货币单位、合金成分都不一样，主要有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环钱和所谓蚁鼻钱。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还使用金币，中原地区使用过银币。但金币与银币的数量很少，金银大多是以称量货币的面貌出现的。称量货币即是指未依一定形式铸造，流通时必须通过成色鉴定和称衡重量来以定价额的货币。中国古代金银总体而言属称量货币，须称重计值，而非计枚行使。金银币称重时使用天平、砝码等，衡制单位先秦有的地区用“斤”，合16两。有的地区用“镒”，合20两。这一时期，实物货币、称量货币与铜铸币并行不悖地在市场流通，构成了整个先秦的货币体系。

——摘自边东平《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

1953年至1958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兴，中国大陆地区开始从战后调整时期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建设时期。以上海为例，仅从1950年至1957年，上海为支援其他省份建设迁出的人口就超过43万人，主要迁往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西北各地。……许多西部省份的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增加，如山西省煤炭资源丰富，探明储量居全国各省区之最，故有“煤海”之称，从1950年至1960年，山西省净迁入人口就超过了125万人，而新疆地区仅1952年移民数量就达到273229人，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摘编自葛剑雄《20世纪中国移民史的阶段性特征》

10—11世纪，西欧各地兴起了众多新兴城市。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从二战结束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中国对东南亚的整体认知和外交实践被美苏两大阵营二元化。冷战结束后，中国对东南亚更加自觉的整体认知和外交实践快速兴起。从发展历程看，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大致以东盟为基准，分为三个层次，即东盟、东盟以内和东盟以外。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克服了种种地区合作的知行难题，形成知行共同体，在促进双方关系的基础上，优化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秩序。中国与东盟合作蕴含了双方进一步升级合作并优化地区秩序的新机遇，实现与东盟合作的升级，共同推进包容性地区秩序的构建。

——摘编自翟崑《克服知行矛盾：中国—东盟合作与地区秩序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食品进口受到严重影响，国内面临食品短缺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全面接管了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过程，自由市场机制取消，农业部直接管理农业生产领域。在地方，由农业部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设立的战争农业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各郡农业事务。为了增加作物产量，英国通过开垦运动将国内的牧场转为耕地，到1944年，约有575万英亩草地被开垦为耕地。为了保证高热量食物如谷物、马铃薯的生产，食品部对农产品设立了优先生产顺序，通过政令性的规定对全国急需的农产品设定生产目标。1939年，英国的拖拉机数量为5.62万台，到1944年，增至17.34万台，农业生产配套设备如犁地机、耙地机、播种机等也得到不断推广。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政府还在实行国家直接收购和分配农产品的做法。

——摘编自刘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农业政策研究》

1960年2月，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11国成立了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同年12月，危地马拉等5国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场，从此揭开了经济一体化的序幕，这些组织取消了成员国间的关税壁垒，又加强了能源、自然资源、金融和科技方面的合作。1986年，巴拿马、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等8国建立了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高级磋商协调机构，以解决本地区的问题。这反映了拉美一体化从单纯的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和多层次方向发展。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市”萌芽于龙山文化至夏朝。夏朝的起迄年份现在还讲不确切，根据多种信息作出的估计，大约是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这是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的时期，由氏族社会向家族社会转变的时期，是家庭、私有财产、贫富分化、阶级和国家形成的时期。在家族成为社会经济基本组织的条件下，家族中各个家庭有了半独立或半自主的生产。在家庭消费的生活资料中，来源于公共分配的部分所占的比重趋于减小，由家庭自己生产的部分则越来越大，家庭对自己生产的物品有支配权。家族和家庭可以成为交换主体。不同家族与家庭生产的和占有的物品出现差异，一个家族、家庭多余之物，或许是另一个家族、家庭所缺少的。这使得它们之间通过交换调剂有无成为可能，且有必要。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由此产生。

最早的交换是有无互补。常见的是“抱布贸丝”式的物物交换。这是产品的交换。交换的地点与时间是约定俗成的：各家成员经常相遇的地点与时间。在许多地方，城中居民聚居区（闾、里、坊）几乎都有水井（故有“闾井”一词。北京等地的“胡同”，是蒙语中“井”的发音），各户都从井中取水，且取水都有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固定时间。井旁便成为居民经常见面的地方，也自然地成为交换物品之地。各户到井中取水的时间自然地成为交换物品的时间。《易・繫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市与井便联系在一起。“市井”、“闾肆”诸词反映了城中“市”的出现与形成过程。

——摘自赵德馨《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

商帮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唐代货运业出现的“纲”这种组织形式，是商帮最早的渊源。广德二年（764），负责漕运的河南尹刘晏从扬州运米到河阴（今河南省荥阳市），用船2000艘，每船装1000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这是最早的纲运。宋代内河运输有粮纲、茶纲、盐纲等，市舶之物起解也采用“纲”的组织形式。从《宋史》等文献记载来看，纲“盖原是一种官营运输组合。凡货物之结合同行者，日纲”。宋元明官私贸易都较普遍采用这种组织形式。明代中后期，随着南洋贸易的日益兴盛，特别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居澳门后，“闽粤商人趋之若鹜”。由于澳门与蕃商贸易的中国商人数量激增，为了加强管理，嘉靖三十五年（1556），“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商人贸易不但有纲，而且外地商人与土著相区别，不同于宋元时代的纲，而被称为“客纲”。万历后期起各地盐运业采用“纲运法”，来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宗商人出资占得运盐“窝本”，结纲承运固定地区的定额盐斤。以纲运法承运纲盐的纲商在清代前期的福建盐区被直接称为“商帮”。纂辑于道光十年（1830）、记载清代前期福建盐法的道光《福建盐法志》卷一。三《配运》将商帮分为17个“官帮”和39个“商帮”。这是目前所知关于“商帮”的最早记载。当时福建的其他行业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并没有成为较为普遍的称号。这样的“商帮”是以行盐的方向或地域来称谓的，与后来称某地商人群体为帮还不完全相同，更无日后指称外地商帮的“客帮”的意义。

——摘自周膺《当代地域商人群体与古代商帮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