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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谈世界经济发展史(英国)

【编号:9059 |下载点数:免费 | 作者:王东京 孙浩 林赟 | 点击数: - | 评论数:0 | 更新时间:2009/08/09

 

与青年谈世界经济发展史(六)


走出重商主义的樊篱

王东京 林赟 孙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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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曾是重商主义的故乡,但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历史上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贸易保护主义受到挑战,《谷物法》和《航海条约》被相继废除,英国逐渐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国家。

  15世纪末,航海业空前发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商人为之狂喜。从前,他们只能往返奔波于地中海沿岸,可如今太平洋、大西洋乃至全球,都成了他们做买卖的市场。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赚取那亮闪闪的黄金白银。

  英国的海岸线很长,外贸条件得天独厚,伦敦、利物浦成了繁忙的港口城市。美洲的土豆、蔗糖和咖啡,亚洲的瓷器、茶叶及烟草,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而英国货,也源源不断地卖到了世界各地。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印英间的贸易往来,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转卖给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1610年至1640年,英国的外贸额增长了10倍。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增长很快,英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无怪乎,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得出结论:“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贱买贵卖让商人们富得冒油,一个个腰缠万贯,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追求利润,天经地义;发财致富,世人仰慕。商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成为贵族,出席议会,在政坛上也有了发言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控制了政权,于是,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明商业的极端重要性,去争取政府有力的支持。

  商业的繁荣兴旺,使“重商主义”风靡一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财富,国内贸易不能增加金银,所以应扩大贸易顺差,转从他国获取。如何取得贸易顺差?简而言之,就是奖出限入。一方面,给出口商予以补助,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让进口商获利甚少、或无利可图,迫使他们放弃进口。采取这些措施,国家会受益匪浅:日进斗金,不仅可维持王室的开支,改善民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更多的舰队、更广阔的殖民地、更大的市场、更丰厚的利润,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国库会日益殷实。

  重商主义者构建的“蓝图”,果然让政府动了心,为争做世界霸主,英政府不但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政策,而且还以家长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庇护本国工商业者的利益。17世纪,为扩大本国的航运市场,颁布了《航海条约》,规定某些国家的土产品只能卖给英国,并且,卖给欧洲的货物,只能由出口国或英国的船只运输。当时,原料出口国的运输能力微不足道,只有荷兰能和英国一争高低,条约的针对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荷兰并没有“逆来顺受”,50年代,打了4次英荷战争,可都被英国打败,荷兰最后只好就范。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英帝国四处伸手,占领的殖民地越来越多,号称“日不落帝国”。

  然而,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工业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国,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农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从中世纪起,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的利益,英国实行《谷物法》,该法规定:除非国内粮食稀缺、价格高昂,否则不得进口,通过高关税,避免与外国农业的竞争。工业革命后,绝大多数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谷物法》对他们并无好处,粮价高,生活费用就高,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高,工商业主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工人罢工,工厂不能运转;要么提高工资,自己的利润减少;英国工业在全球一马当先,产品丰富、竞争力强,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场,而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利于产品外销。以废除《谷物法》为契机,工商业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在《谷物法》的兴废问题上,英国的两大政党各执一词。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继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的政策,于是又对理论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在此期间,有两位经济学家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为支持自由贸易,提出了“绝对成本”学说。他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让人们自由参与国际分工,让商品自由交易,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又进而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优势,生产本国成本较低的优势产品,然后拿到国际市场出售,大家互通有无,贸易双方便都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各自的需要,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随着国际分工理论渐渐深入人心,废除《谷物法》,已是大势所趋。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成立。不久,皮尔(Sir Robert Peel)出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但他并不坚持保护主义的政策,在任期间多次降低关税,并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他解释说:“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这是实情,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的一半,是“世界工厂”。但是,历史却跟他开了个玩笑:保守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内阁被党内人士推翻,“前瞻性”使他结束了政治生命。

  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条约———《航海条约》也被废除,英国也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贸易政策展现出它的巨大功效。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煤的问题》一书中无不自豪地说:“自由贸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北美洲与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麦田,南美洲有我们的放牛场,秘鲁赠送她的白银,黄金从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替我们种茶,西班牙与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与青年谈世界经济发展史(七)


产业革命一马当先

王东京 林赟 孙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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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

 

  轰鸣的机器、高耸的烟囱、规模化生产,曾是产业革命的象征。因为它,工业、农业、运输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谓日新月异,显现出勃勃的生机。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70年代,比起西方其他国家,至少早了半个世纪。一个弹丸之国,为何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能一马当先、独领风骚呢?话,还得从300年前“圈地运动”说起。

  英国的“圈地运动”,历来为千夫所指,被人文主义者喻为“羊吃人”。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实属必然。16世纪,世界贸易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羊毛制品大受消费者欢迎。而毛织业,恰好是英国的主打工业,故而在出口上很占优势。可是,作为原料的羊毛,由于需求量大增,供给不足,价格猛涨,一时间,羊毛在世人眼里,贵若黄金,炙手可热。精明的农场主发现,同一片土地,假如用来养羊,会比种植业成本更低、赚头更大。于是,为扩大牧场,他们贪婪地圈占公地、焚毁村庄,使用暴力驱赶农民,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圈地运动”。可是,到了18世纪,羊毛的供应趋于饱和,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需求急剧上升,尤其是到拿破仑战争期间,进口粮食的通道被封锁,供应更显紧张。于是,为了扩大耕地,又发生了第二次“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就本质而言,是一场土地私有制的初始界定,它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加油添料,提供了劳动力和物质准备。农民失去了土地,那些原本“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像一颗颗石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沉淀了:在农村,人们无以为生,自然就涌向城市,成为工业的后备军。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农村的自然经济已不复存在,土地贵族大发横财,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不再“亲自”经营土地,而是转租出去,坐收地租;农业资本家仿效工业的管理,雇佣“农业工人”,采用先进技术,并一改分散经营的传统,实行机械化作业。这一改变,结果使种植业、畜牧业飞速发展,产量大增,城市所需的粮食、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因此有了足够的保证。

  对宗主国来说,殖民地永远是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销售市场。所以,英国绅士虽然保守稳重、温文尔雅,但是,发财致富的欲望,使他们四处点火,频频发动殖民战争。“日不落帝国”的旗帜,插到了各大洲。英国在殖民地间进行贸易往来,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当时,有一条致富捷径———“三角贸易”:从英国带些工业品,到非洲西海岸交换奴隶,运往北美,再将当地货运回英国。每次往返,可做三次交易,利润惊人。如17世纪时,在非洲,每个黑奴的离岸价是25英镑,而在美洲,每个黑奴可售150英镑,利润率高达500%。除了贸易往来,英国还通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殖民统治等政治手段,直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无怪乎,那些频繁往返于殖民地的英国人,回国之后,一个个都富甲一方。商人们的发财梦,在殖民地大都“梦想成真”!

  英国人素有节俭的传统,他们从殖民地赚足了钱,可并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奢侈浪费,大肆挥霍。他们把资本积累起来,用于投资,兴办各类产业,这种品行,曾被拿破仑戏称为“店主人”。其实,“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落后的殖民地,对英国的工业品趋之若鹜,需求量极大。工业品奇货可居,利润丰厚。于是英国工厂纷纷加大马力,不断扩张规模。这样一来,原有的产业工人,相对于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就显得不足。要生产更多的产品,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考虑,如何用机器去代替人手。于是,一场改进技术、改良机器的创新浪潮,在英伦大地悄然兴起。

  技术革新,是产业革命的火车头。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当时的英国,纺织部门是技术创新的排头兵。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使织布速度加快,布面加宽。织布技术提高了,纺纱相对不足,出现了纱荒现象,为此,1751年,皇家学会悬赏征求“能同时纺6根棉纱的机器”。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能同时纺8根棉纱;1768年,阿克赖特以瀑布为动力,发明了水力纺机;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了走锭精纺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1782年,瓦特在单动式蒸汽机的基础上,又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它的出现,使机器从根本上代替了人力,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到一个“蒸汽机的时代”。蒸汽机以煤为燃料,制造它需要铁,于是,在重工业中,也发生了技术革新,采煤业、炼铁业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如果把整个经济活动比作躯体,那么,交通运输就是躯体的“动脉”。动脉通畅了,躯体才能伸展自如。同样,原料的运进,产品的输出,都离不开车船与道路。在商品传输途中,倘有闪失,经济的“链条”就会脱节,旷日延时不仅会给商家增加成本,弄不好还会血本无归。为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760—1830年,英国大兴土木,到处架桥铺路,开凿运河。产业革命前,从伦敦走到爱丁堡需10天,产业革命后,只需2天;水运的费用,比陆运更低,从利物浦运煤到伯明翰,运费只相当于陆运的1/4。道路顺畅了,又反过来对交通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蒸汽列车的出现,使车速提高了3倍,不久,铁路以其方便快捷的优势,渐渐取代了水路、陆路,成了运输业的“龙头老大”。

  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锻压设备已一应俱全,加工机床也已出现,人们已经可以用机器去制造机器,这标志着历时数十年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此后,英国经济一日千里,社会发展开始“起飞”,受英国产业革命的带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一些国家,也相继进行了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从此“焕然一新”。

 

与青年谈世界经济发展史(八)


伦敦:世界的金融中心

王东京 林赟 孙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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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以能在伦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近代金融业发源于意大利,16世纪上半期,金融中心移至荷兰,相对而言,英国的金融业,可谓姗姗来迟,但它却能后来居上,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很早以前,谦和的英国人,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17世纪下半叶,荷兰为摆脱外部的殖民统治、解决内部的纷争,忙得焦头烂额,经济发展,一拖再拖;法国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150年后,资产阶级革命,才刚刚起步;美利坚合众国,尚未独立。而在英国,1688年,为反对王权复辟,实现君主立宪制,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史称“光荣革命”)。此后,在英伦大地上,政局稳定,社会安宁。“家和万事兴”,各行各业都在祥和的环境里蓬勃发展。

  经济的繁荣,金融的发展,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地主发了横财;海外贸易,让商人们腰包胀满;殖民地掠夺,使英国多了不少黄金白银。富起来的人们,希望有一些机构,能帮他们理财、让货币增殖;同时,面对广阔的市场、丰厚的利润、无限的商机,没加入的,跃跃欲试,已加入的,想扩大规模,但自身资金有限,迫切需要融资。钱多的要有去处,缺钱的要有来路,还想减少“来来往往”的风险,于是,金融市场水到渠成、呼之欲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犹如八仙过海,大显神威。

  英格兰银行,曾是各国中央银行效仿的典范。商人裴德森(William Paterson)经营对外贸易,赚了不少钱,用实际行动,拥护英国的“光荣革命”,很得权势。1694年,在伦敦区针线街,他成立了一家股份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该行就将其120万资本全借给政府,恩恩相报,政府也没亏待它,给了它很多优惠政策,特许它发行与之等额的货币。英格兰银行也很“争气”:实力雄厚,很讲信誉,深得人们信赖。当时,在民间流行一句话:“向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15年后,它再次为国家提供贷款,由于它对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许权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最后延成了无限期;不到20年,由于资金流量的增加,它的利率下降了近一半,该行亦受到了全球资本的垂青。波澜壮阔的金融史,也由此开始了。

  英格兰银行的“杰出”表现,使它在银行界脱颖而出,成了“银行的银行”。它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发行货币、代理国库、调节金融市场。当一般银行现金周转不灵时,可到英格兰银行,办理再贴现业务,以解燃眉之急;此外,该行资金充裕,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能控制货币的流通量,稳定金融市场。原先,许多银行都能发行银行券,在市场上流通,这使纸币泛滥,日益贬值。1825年和1836年,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许多银行纷纷倒闭。针对这种情况,1844年,首相皮尔颁布了《银行规章法》,结束了279家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局面。此法使英格兰银行基本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进一步明确了该行的领导地位。“真金不怕火炼”。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密得兰银行、劳合茨银行、巴克莱斯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国民地方银行,经受住了考验,成了银行业的主力军。英国银行业,就如一个大家族,有“家长”,有“家规”,“五兄弟”各挡一面,银行体系逐步健全。

  早期的经营活动,风险很大,保险业应运而生。最早的险种,是海上险,面对险象环生的大海,人类力量微弱,海外贸易,虽然利润极高,可风险也大,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海底,血本无归。若风险由多人承担,会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基于这种想法,1688年,英国船商们成立了“劳埃德(Lloyd’s)商船协会”,探讨海上保险事宜。随后,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英国出现了。它们收取保费,赔付损失,货币流动量很大,于是,它们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购买公债、股票、房地产,办理抵押贷款,在资本市场上,保险业可谓一枝独秀。

  英国的股票、公债等,在交易所交易,但这个市场的成长,并不顺利。1566年,金融家格雷欣(Tomas Gresham)就创立了伦敦皇家交易所,但是,当时的市场并不成熟。有一些人,带着“天上会掉下馅饼”的美梦,走进交易所,有很大的盲目性,易受投机者的操纵。1711年,哈利(Robert Harley)开设了一家“南海公司”,允许人们凭政府债券来认购公司的股票,理所当然,该公司成了政府的“债主”,由此,它得到了在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优惠的政策、投机者的炒做,使它的股票暴涨,1720年,短短七个月,股票涨了约8倍!但是,该公司能力有限,业务受挫,经营惨淡,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股票暴跌。投机商们,骗得了巨款,拍屁股走人;许多交易者,倾家荡产;与此事有染的高官大臣,一个个身败名裂。这就是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那时,证券市场阴云不散,人们对它恐慌不已,为规范证券市场,英国旋即通过了“泡沫法”,设立股份公司,从此“有法可依”。

  货币是金融市场的“血液”。躯体内,若有不同型号的血液,就可能“互斥”。英国曾一度实行金银复本位制,黄金和白银,都是流通的媒介,币种间的比价由政府定,但在市场上,受多种因素影响,实际比价与官方比价,常常步调不一。更值钱的金属,被熔化运出;不值钱的,留下来流通,“劣币驱逐良币”,自然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1816年,英政府制定法规,实行金本位制,规定金币为本币,银币为辅币,此举使交易更为顺畅。

  金融是贸易的伴生物。19世纪3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商品极其丰富;水运、陆路四通八达,国内外贸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私人投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国际上,英国总是顺差国,殖民地的黄金,源源不断而来。英国的黄金储备,异常充足,纸币与金币可随意兑换。首都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以能在伦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19世纪,伦敦不仅是英国的金融中心,而且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与青年谈世界经济发展史(九)


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

王东京 林赟 孙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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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控制通胀,撒切尔一举削减了十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百分之十,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紧缩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更为严重。然而,当英国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经济开始回升,撒切尔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危机四伏:物价飞涨、生产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工党政府面对困境,虽是忧心如焚,但也无力回天。1979年,54岁的撒切尔临危授命,出任英国首相,她高举自由经济的旗帜,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管制,并亲自主持了英国的“货币主义试验”。

  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英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加以干预。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它为英国创造了短暂的繁荣,1951—1964年,英国经济一度出现过“两低一高”(失业率低,通胀率低,国民收入增长率较高);但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凯恩斯主义也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政府开支过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企业税收不堪重负,银根被迫一松再松。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生产停滞,失业反弹,物价飙升,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到70年代末,高通胀与高失业,像一头双面兽,各执一方,却不知何往,英国的未来,处在一片茫然之中。执政的工党,对此无计可施,不断遭到世人指责;而保守党面对这种局面,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时,撒切尔站了出来,她大声疾呼:英国应回归亚当·斯密的传统,还经济以充分的自由,切实保障人们工作的权利,花钱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总之,要使政府成为经济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撒切尔新官上任,便是三把火。而第一把火,就是借用货币主义的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上任当年,为控制货币流通量,她手起刀落,一举削减了10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17%。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时间使经济更加低迷、失业更为严重,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当时人们很不理解,1981年3月30日,英国364名经济学家,在《泰晤士报》联合发表公开信,对此政策加以抨击。但是,撒切尔并没有妥协,因为此一结果,本在她预料之中。她仍是信心百倍,一如既往地加以贯彻。年底,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人数达250万,然而当经济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生产渐渐复苏,物价开始回落。事实证明,她的做法,看似一招险棋,但最终是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随后,撒切尔就采用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来达到她的目标。1984年,她按最狭义的货币Mο来控制货币发行,这样不仅操作灵活,而且效果立竿见影。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马使金融形势由阴转晴。1985年11月起,为促使经济繁荣,政策渐渐放松;调控重心,也从原来的货币供应转向了汇率。一方面,将英镑和坚挺的德国马克挂钩;另一方面,大量吃进外汇,通过降低利率、阻止外资涌入,以降低汇率。而低汇率与低利率,又拉动了投资;到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降到4.9%,经济大步攀升,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至此大获全胜。

  撒切尔的第二把火,指向财政政策。英国是一个“福利国家”,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0%左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就像一张温床,人们躺在上面吃补贴,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而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债台高筑。为减轻财政负担,撒切尔决意压缩财政开支。于是,她一方面精简机构,为政府消肿;同时也调减工业补贴、削减福利支出,因此她被人戏称为“夺去牛奶的撒切尔夫人”,据说她的母校———牛津大学,也因不满她削减教育经费、减少教师工资,而拒绝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

  税制改革,是撒切尔的第三把火。过去,为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英国的税率高,税负重,它抑制投资,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很多人才外流。她上台后,在财政方面,实行“开源”与“节流”并举,使税制改革成为可能。她挥动“减”字大旗,风风火火地将税负减下来:在任期间,将个人所得税的基础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由82%减至40%,公司税由52%减至35%……此外,她也提高了一些间接税:增值税、高档消费品的附加税。此举,使国家的税收总额,减少不多;富人愿加大投资,穷人想拼命干活,英国的人才,不再因惧怕高额税负而移居他国。

  撒切尔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私有化”。当时,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较多,缺乏活力、成本高、效率低,企业亏损严重,是国家的一大包袱。为此,政府决定,出售国有资产来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负担;同时,广大民众购买企业股票,激活了投资需求,繁荣了市场。1979—1989年的10年间,40%的国有企业出售给了私人,到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辞职时,只有英铁路公司、煤炭公司、皇家邮政三个部门,没有实现私有化。

  改革劳资关系、削弱工会权力,是撒切尔的另一高招。在英国,工会的势力很大,劳动力市场几乎被垄断,不受市场调节。为提高工资,工人经常罢工,致使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物价上扬,通货膨胀加剧,而实际工资变少,又引起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本国生产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就外流,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为此,本国经济,受害匪浅。历届政府想在这个循环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却无能为力。但撒切尔却无所畏惧,制定了《就业法》、《工会法》,对工会的职权、罢工运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此外,她还动用财力,与工会进行较量。1984年,力量雄厚的煤炭工会开始罢工,政府以补贴的形式,与之抗衡,罢工持续了362天,以无条件复工,草草收场。工会力量,被大大地削弱;政府威严,得以维护;劳动力市场开始正常运行;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

  撒切尔的各项措施,像一支舰队,虽然阻力重重,但由于有她的领航,还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到了1988年,英国经济一片大好:通货膨胀率下降、就业增加、人均收入提高、财政出现盈余、出口增加,人均实际产量增长率超过美国、德国和法国,而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开始回升。用撒切尔的话说,这是“经济奇迹”,反对党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任何一位不持偏见者,都会为这种深刻的变化感到震惊。”

 

与青年谈世界经济发展史(十)


福利制度骑虎难下

王东京 林赟 孙浩

  1948年,英国基本实现“福利国家”,世界各国在建立本国的福利体系时,纷纷到英国去取经,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对英国而言,庞大的福利体系就如鸡肋,弃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骑虎难下、苦不堪言。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的确让英国人曾经引以自豪过:幼儿茁壮成长,老年人颐养天年,但是,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过多过滥的社会福利,给经济却增加了太重的负荷。20世纪初,英国在世界上依然首屈一指,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可不过100年后,它的地位却江河日下,在欧洲,充其量只能算个二流国家。英国为何由盛及衰,说起来原因很多,但包罗万象的福利制度,恐怕难辞其咎。

  英国的福利制度,本是社会矛盾调和的产物。每一次社会变革,受害的往往是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为缓和矛盾,福利制度应运而生。持续300多年的圈地运动,让农民无以立锥、家破人亡,对当局满怀仇恨,成了“麻烦制造者”,对此,英政府软硬结合,一只手用高压政策、严厉打击,另一只手安抚驯服。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 law),在全国各地设立济贫院,收容救济老人、孤儿、残疾人。18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劳动生产率突飞猛进,却将许多工人抛向失业的苦海、推进贫困的深渊,人被逼急了,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统治者的大厦摇摇欲坠。为平民怨,慈善家们主张网开一面、大力推行福利主义,政府的救济面更广了:儿童们免费体检和治病、穷学生享有免费的牛奶、工伤受赔偿、失业领救济,70岁以上的低收入者,只要在英国居住满12年,可拿养老金。

  二战期间,25万将士战死沙场,16万平民血溅英伦,1/3的住房被毁,举目四望,一片疮夷,大量的寡妇、孤儿、伤员、老人在街头流浪。1941年6月,丘吉尔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福利委员会,任命著名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为主席,1942年12月,该委员会提出了《社会保险和有关福利问题报告书》(也称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指出,当前的福利制度门槛高、数额低、管理混乱,建议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福利支出、扩大保障范围,使人人能免于贫困、疾病、愚昧、污染和失业的困扰。

  报告所勾勒出的蓝图,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无限向往,英政府以此为模板,逐步完善,使福利体系包罗万象、面面俱到。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记载了一些相关信息,符合条件时,就可拿到相应的保障金。婴儿哇哇落地时,就有一笔儿童福利金在等着他,他一直可以领到16岁(若16岁后仍在校读书,则可领到19岁);上学后,可拿教育津贴;残疾人,有残疾人补助;除几项特殊的医疗服务外,看病几乎不用掏钱;因公受伤,可拿工伤补助;年纪大了,有养老金,超过80岁的,还可拿高龄补助;失业也不要紧,一年内,每周有30英镑左右的失业津贴,一年后,若还没找到工作,可领取社会救济;另外,还有生育补助、住房补助、困难补助,伴随他们一生。

  1948年,英国基本实现“福利国家”,世界各国在建立本国的福利体系时,纷纷到英国去取经,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对英国而言,庞大的福利体系就如鸡肋,弃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骑虎难下、苦不堪言。

  繁多的福利项目,是财政的一大负担。1949—1950年,福利支出达到103亿英镑,1992—1993年,该项支出达741亿英镑,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其增长速度快于GNP。六七十年代,物价上扬,生活必需品涨得比奢侈品还快,对领取救济的穷人来说,非常不利,福利支出也就水涨船高,财政赤字像滚雪球般地增大,政府只得通过发行大量债券来应急,不断地发新债还旧债,这又使国家负债累累。历届政府虽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国民一旦拥有某种权利,稍微的削减,就会怨声鼎沸,为了选票,他们不敢贸然行事,细枝末节的修改,收效甚微。相对于庞大的福利支出,政府就如一头“老牛”,拉拉破车还行,若要它拉上十吨八吨的,就气喘吁吁、力所不能及。

  害怕面临生存危机,不想挨饿的本能,使人们努力工作,但在英国,这种动力却不存在,社会福利,就像一张温床,一些人宁愿躺在上面吃补贴,也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报导:失业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相对于有工作、最穷的邻居,他们的收入更高,而且不用交税。社会保障得多了,人更“懒”了,劳动者的架子变大了,工资不算高,他们就不干,致使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缺少竞争力,希思政府上台后,曾下定决心要杜绝此类现象,可工人们有了福利的靠山,罢工示威损失不大,很能“斗”,政府却耗费不起,屡战屡败,颜面丢尽。

  高福利,需要高税收的支持,但是税收过高,资本、人才都会呆不住。上个世纪,英国最叫座的电影明星凯恩,放弃了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移居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世人对此有种种猜测,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热爱英国,但要等到税收政策改变后才会回去。高额的税负,就这样“赶走”了英国的人才:惊险小说家福赛思迁居爱尔兰,著名的写生画家萨瑟兰定居法国,足球明星基根改换西德国籍。企业日子也不好过,以1976年的加工业为例,本国的税后利润为8.5%,比西欧、北美低7个百分点。收入均等化政策,让英国人饿不死,也赚不了大钱,想赚大钱的,惟有另择国门。

  庞杂的福利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英国,社会保障部含总部和六个专门机构:津贴管理局、保费缴纳管理局、儿童福利管理局、信息技术局、安置救济局、战争抚恤金管理局;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约有100万,每年的管理费用就高达16亿英镑。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时间一长,衙门习气、老爷作风就显露出来:态度傲慢、效率低下,公民对此忿忿不平,认为他们吃“冤枉”饭。

  从第一部《济贫法》起,英国的福利制度也有400多年历史,其中的是非功过、苦辣酸甜,恐怕只有英国人自己最明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没有神助之力,英政府要将这种福利制度“硬撑”到底,难度将会越来越大,前面的路是吉是凶,一时还难以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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