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曾是重商主义的故乡，但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历史上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贸易保护主义受到挑战，《谷物法》和《航海条约》被相继废除，英国逐渐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国家。

　 15世纪末，航海业空前发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商人为之狂喜。从前，他们只能往返奔波于地中海沿岸，可如今太平洋、大西洋乃至全球，都成了他们做买卖的市场。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赚取那亮闪闪的黄金白银。

　 英国的海岸线很长，外贸条件得天独厚，伦敦、利物浦成了繁忙的港口城市。美洲的土豆、蔗糖和咖啡，亚洲的瓷器、茶叶及烟草，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而英国货，也源源不断地卖到了世界各地。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印英间的贸易往来，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转卖给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1610年至1640年，英国的外贸额增长了10倍。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增长很快，英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无怪乎，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得出结论：“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贱买贵卖让商人们富得冒油，一个个腰缠万贯，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追求利润，天经地义；发财致富，世人仰慕。商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成为贵族，出席议会，在政坛上也有了发言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控制了政权，于是，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明商业的极端重要性，去争取政府有力的支持。

　 商业的繁荣兴旺，使“重商主义”风靡一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财富，国内贸易不能增加金银，所以应扩大贸易顺差，转从他国获取。如何取得贸易顺差？简而言之，就是奖出限入。一方面，给出口商予以补助，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让进口商获利甚少、或无利可图，迫使他们放弃进口。采取这些措施，国家会受益匪浅：日进斗金，不仅可维持王室的开支，改善民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更多的舰队、更广阔的殖民地、更大的市场、更丰厚的利润，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国库会日益殷实。

　 重商主义者构建的“蓝图”，果然让政府动了心，为争做世界霸主，英政府不但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政策，而且还以家长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庇护本国工商业者的利益。17世纪，为扩大本国的航运市场，颁布了《航海条约》，规定某些国家的土产品只能卖给英国，并且，卖给欧洲的货物，只能由出口国或英国的船只运输。当时，原料出口国的运输能力微不足道，只有荷兰能和英国一争高低，条约的针对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荷兰并没有“逆来顺受”，50年代，打了4次英荷战争，可都被英国打败，荷兰最后只好就范。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英帝国四处伸手，占领的殖民地越来越多，号称“日不落帝国”。

　 然而，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工业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国，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农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从中世纪起，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的利益，英国实行《谷物法》，该法规定：除非国内粮食稀缺、价格高昂，否则不得进口，通过高关税，避免与外国农业的竞争。工业革命后，绝大多数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谷物法》对他们并无好处，粮价高，生活费用就高，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高，工商业主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工人罢工，工厂不能运转；要么提高工资，自己的利润减少；英国工业在全球一马当先，产品丰富、竞争力强，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场，而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利于产品外销。以废除《谷物法》为契机，工商业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在《谷物法》的兴废问题上，英国的两大政党各执一词。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继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的政策，于是又对理论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在此期间，有两位经济学家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为支持自由贸易，提出了“绝对成本”学说。他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让人们自由参与国际分工，让商品自由交易，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又进而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优势，生产本国成本较低的优势产品，然后拿到国际市场出售，大家互通有无，贸易双方便都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各自的需要，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随着国际分工理论渐渐深入人心，废除《谷物法》，已是大势所趋。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成立。不久，皮尔（Sir Robert Peel）出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但他并不坚持保护主义的政策，在任期间多次降低关税，并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他解释说：“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这是实情，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的一半，是“世界工厂”。但是，历史却跟他开了个玩笑：保守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内阁被党内人士推翻，“前瞻性”使他结束了政治生命。

　 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条约———《航海条约》也被废除，英国也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贸易政策展现出它的巨大功效。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煤的问题》一书中无不自豪地说：“自由贸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北美洲与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麦田，南美洲有我们的放牛场，秘鲁赠送她的白银，黄金从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替我们种茶，西班牙与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

　 轰鸣的机器、高耸的烟囱、规模化生产，曾是产业革命的象征。因为它，工业、农业、运输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谓日新月异，显现出勃勃的生机。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70年代，比起西方其他国家，至少早了半个世纪。一个弹丸之国，为何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能一马当先、独领风骚呢？话，还得从300年前“圈地运动”说起。

　 英国的“圈地运动”，历来为千夫所指，被人文主义者喻为“羊吃人”。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实属必然。16世纪，世界贸易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羊毛制品大受消费者欢迎。而毛织业，恰好是英国的主打工业，故而在出口上很占优势。可是，作为原料的羊毛，由于需求量大增，供给不足，价格猛涨，一时间，羊毛在世人眼里，贵若黄金，炙手可热。精明的农场主发现，同一片土地，假如用来养羊，会比种植业成本更低、赚头更大。于是，为扩大牧场，他们贪婪地圈占公地、焚毁村庄，使用暴力驱赶农民，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圈地运动”。可是，到了18世纪，羊毛的供应趋于饱和，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需求急剧上升，尤其是到拿破仑战争期间，进口粮食的通道被封锁，供应更显紧张。于是，为了扩大耕地，又发生了第二次“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就本质而言，是一场土地私有制的初始界定，它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加油添料，提供了劳动力和物质准备。农民失去了土地，那些原本“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像一颗颗石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沉淀了：在农村，人们无以为生，自然就涌向城市，成为工业的后备军。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农村的自然经济已不复存在，土地贵族大发横财，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不再“亲自”经营土地，而是转租出去，坐收地租；农业资本家仿效工业的管理，雇佣“农业工人”，采用先进技术，并一改分散经营的传统，实行机械化作业。这一改变，结果使种植业、畜牧业飞速发展，产量大增，城市所需的粮食、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因此有了足够的保证。

　 对宗主国来说，殖民地永远是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销售市场。所以，英国绅士虽然保守稳重、温文尔雅，但是，发财致富的欲望，使他们四处点火，频频发动殖民战争。“日不落帝国”的旗帜，插到了各大洲。英国在殖民地间进行贸易往来，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当时，有一条致富捷径———“三角贸易”：从英国带些工业品，到非洲西海岸交换奴隶，运往北美，再将当地货运回英国。每次往返，可做三次交易，利润惊人。如17世纪时，在非洲，每个黑奴的离岸价是25英镑，而在美洲，每个黑奴可售150英镑，利润率高达500％。除了贸易往来，英国还通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殖民统治等政治手段，直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无怪乎，那些频繁往返于殖民地的英国人，回国之后，一个个都富甲一方。商人们的发财梦，在殖民地大都“梦想成真”！

　 英国人素有节俭的传统，他们从殖民地赚足了钱，可并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奢侈浪费，大肆挥霍。他们把资本积累起来，用于投资，兴办各类产业，这种品行，曾被拿破仑戏称为“店主人”。其实，“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落后的殖民地，对英国的工业品趋之若鹜，需求量极大。工业品奇货可居，利润丰厚。于是英国工厂纷纷加大马力，不断扩张规模。这样一来，原有的产业工人，相对于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就显得不足。要生产更多的产品，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考虑，如何用机器去代替人手。于是，一场改进技术、改良机器的创新浪潮，在英伦大地悄然兴起。

　 技术革新，是产业革命的火车头。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当时的英国，纺织部门是技术创新的排头兵。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使织布速度加快，布面加宽。织布技术提高了，纺纱相对不足，出现了纱荒现象，为此，1751年，皇家学会悬赏征求“能同时纺6根棉纱的机器”。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能同时纺8根棉纱；1768年，阿克赖特以瀑布为动力，发明了水力纺机；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了走锭精纺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1782年，瓦特在单动式蒸汽机的基础上，又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它的出现，使机器从根本上代替了人力，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到一个“蒸汽机的时代”。蒸汽机以煤为燃料，制造它需要铁，于是，在重工业中，也发生了技术革新，采煤业、炼铁业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如果把整个经济活动比作躯体，那么，交通运输就是躯体的“动脉”。动脉通畅了，躯体才能伸展自如。同样，原料的运进，产品的输出，都离不开车船与道路。在商品传输途中，倘有闪失，经济的“链条”就会脱节，旷日延时不仅会给商家增加成本，弄不好还会血本无归。为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760—1830年，英国大兴土木，到处架桥铺路，开凿运河。产业革命前，从伦敦走到爱丁堡需10天，产业革命后，只需2天；水运的费用，比陆运更低，从利物浦运煤到伯明翰，运费只相当于陆运的1／4。道路顺畅了，又反过来对交通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蒸汽列车的出现，使车速提高了3倍，不久，铁路以其方便快捷的优势，渐渐取代了水路、陆路，成了运输业的“龙头老大”。

　 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锻压设备已一应俱全，加工机床也已出现，人们已经可以用机器去制造机器，这标志着历时数十年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此后，英国经济一日千里，社会发展开始“起飞”，受英国产业革命的带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一些国家，也相继进行了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从此“焕然一新”。

　 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以能在伦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近代金融业发源于意大利，16世纪上半期，金融中心移至荷兰，相对而言，英国的金融业，可谓姗姗来迟，但它却能后来居上，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很早以前，谦和的英国人，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17世纪下半叶，荷兰为摆脱外部的殖民统治、解决内部的纷争，忙得焦头烂额，经济发展，一拖再拖；法国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150年后，资产阶级革命，才刚刚起步；美利坚合众国，尚未独立。而在英国，1688年，为反对王权复辟，实现君主立宪制，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史称“光荣革命”）。此后，在英伦大地上，政局稳定，社会安宁。“家和万事兴”，各行各业都在祥和的环境里蓬勃发展。

　 经济的繁荣，金融的发展，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地主发了横财；海外贸易，让商人们腰包胀满；殖民地掠夺，使英国多了不少黄金白银。富起来的人们，希望有一些机构，能帮他们理财、让货币增殖；同时，面对广阔的市场、丰厚的利润、无限的商机，没加入的，跃跃欲试，已加入的，想扩大规模，但自身资金有限，迫切需要融资。钱多的要有去处，缺钱的要有来路，还想减少“来来往往”的风险，于是，金融市场水到渠成、呼之欲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犹如八仙过海，大显神威。

　 英格兰银行，曾是各国中央银行效仿的典范。商人裴德森（William Paterson）经营对外贸易，赚了不少钱，用实际行动，拥护英国的“光荣革命”，很得权势。1694年，在伦敦区针线街，他成立了一家股份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该行就将其120万资本全借给政府，恩恩相报，政府也没亏待它，给了它很多优惠政策，特许它发行与之等额的货币。英格兰银行也很“争气”：实力雄厚，很讲信誉，深得人们信赖。当时，在民间流行一句话：“向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15年后，它再次为国家提供贷款，由于它对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许权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最后延成了无限期；不到20年，由于资金流量的增加，它的利率下降了近一半，该行亦受到了全球资本的垂青。波澜壮阔的金融史，也由此开始了。

　 英格兰银行的“杰出”表现，使它在银行界脱颖而出，成了“银行的银行”。它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发行货币、代理国库、调节金融市场。当一般银行现金周转不灵时，可到英格兰银行，办理再贴现业务，以解燃眉之急；此外，该行资金充裕，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能控制货币的流通量，稳定金融市场。原先，许多银行都能发行银行券，在市场上流通，这使纸币泛滥，日益贬值。1825年和1836年，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许多银行纷纷倒闭。针对这种情况，1844年，首相皮尔颁布了《银行规章法》，结束了279家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局面。此法使英格兰银行基本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进一步明确了该行的领导地位。“真金不怕火炼”。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密得兰银行、劳合茨银行、巴克莱斯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国民地方银行，经受住了考验，成了银行业的主力军。英国银行业，就如一个大家族，有“家长”，有“家规”，“五兄弟”各挡一面，银行体系逐步健全。

　 早期的经营活动，风险很大，保险业应运而生。最早的险种，是海上险，面对险象环生的大海，人类力量微弱，海外贸易，虽然利润极高，可风险也大，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海底，血本无归。若风险由多人承担，会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基于这种想法，1688年，英国船商们成立了“劳埃德（Lloyd’s）商船协会”，探讨海上保险事宜。随后，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英国出现了。它们收取保费，赔付损失，货币流动量很大，于是，它们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购买公债、股票、房地产，办理抵押贷款，在资本市场上，保险业可谓一枝独秀。

　 英国的股票、公债等，在交易所交易，但这个市场的成长，并不顺利。1566年，金融家格雷欣（Tomas Gresham）就创立了伦敦皇家交易所，但是，当时的市场并不成熟。有一些人，带着“天上会掉下馅饼”的美梦，走进交易所，有很大的盲目性，易受投机者的操纵。1711年，哈利（Robert Harley）开设了一家“南海公司”，允许人们凭政府债券来认购公司的股票，理所当然，该公司成了政府的“债主”，由此，它得到了在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优惠的政策、投机者的炒做，使它的股票暴涨，1720年，短短七个月，股票涨了约8倍！但是，该公司能力有限，业务受挫，经营惨淡，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股票暴跌。投机商们，骗得了巨款，拍屁股走人；许多交易者，倾家荡产；与此事有染的高官大臣，一个个身败名裂。这就是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那时，证券市场阴云不散，人们对它恐慌不已，为规范证券市场，英国旋即通过了“泡沫法”，设立股份公司，从此“有法可依”。

　 货币是金融市场的“血液”。躯体内，若有不同型号的血液，就可能“互斥”。英国曾一度实行金银复本位制，黄金和白银，都是流通的媒介，币种间的比价由政府定，但在市场上，受多种因素影响，实际比价与官方比价，常常步调不一。更值钱的金属，被熔化运出；不值钱的，留下来流通，“劣币驱逐良币”，自然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1816年，英政府制定法规，实行金本位制，规定金币为本币，银币为辅币，此举使交易更为顺畅。

　 金融是贸易的伴生物。19世纪3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商品极其丰富；水运、陆路四通八达，国内外贸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私人投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国际上，英国总是顺差国，殖民地的黄金，源源不断而来。英国的黄金储备，异常充足，纸币与金币可随意兑换。首都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以能在伦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19世纪，伦敦不仅是英国的金融中心，而且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为控制通胀，撒切尔一举削减了十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百分之十，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紧缩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更为严重。然而，当英国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经济开始回升，撒切尔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危机四伏：物价飞涨、生产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工党政府面对困境，虽是忧心如焚，但也无力回天。1979年，54岁的撒切尔临危授命，出任英国首相，她高举自由经济的旗帜，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管制，并亲自主持了英国的“货币主义试验”。

　 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英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加以干预。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它为英国创造了短暂的繁荣，1951—1964年，英国经济一度出现过“两低一高”（失业率低，通胀率低，国民收入增长率较高）；但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凯恩斯主义也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政府开支过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企业税收不堪重负，银根被迫一松再松。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生产停滞，失业反弹，物价飙升，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到70年代末，高通胀与高失业，像一头双面兽，各执一方，却不知何往，英国的未来，处在一片茫然之中。执政的工党，对此无计可施，不断遭到世人指责；而保守党面对这种局面，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时，撒切尔站了出来，她大声疾呼：英国应回归亚当·斯密的传统，还经济以充分的自由，切实保障人们工作的权利，花钱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总之，要使政府成为经济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撒切尔新官上任，便是三把火。而第一把火，就是借用货币主义的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上任当年，为控制货币流通量，她手起刀落，一举削减了10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17％。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时间使经济更加低迷、失业更为严重，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当时人们很不理解，1981年3月30日，英国364名经济学家，在《泰晤士报》联合发表公开信，对此政策加以抨击。但是，撒切尔并没有妥协，因为此一结果，本在她预料之中。她仍是信心百倍，一如既往地加以贯彻。年底，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人数达250万，然而当经济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生产渐渐复苏，物价开始回落。事实证明，她的做法，看似一招险棋，但最终是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随后，撒切尔就采用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来达到她的目标。1984年，她按最狭义的货币Mο来控制货币发行，这样不仅操作灵活，而且效果立竿见影。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马使金融形势由阴转晴。1985年11月起，为促使经济繁荣，政策渐渐放松；调控重心，也从原来的货币供应转向了汇率。一方面，将英镑和坚挺的德国马克挂钩；另一方面，大量吃进外汇，通过降低利率、阻止外资涌入，以降低汇率。而低汇率与低利率，又拉动了投资；到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降到4．9％，经济大步攀升，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至此大获全胜。

　 撒切尔的第二把火，指向财政政策。英国是一个“福利国家”，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0％左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就像一张温床，人们躺在上面吃补贴，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而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债台高筑。为减轻财政负担，撒切尔决意压缩财政开支。于是，她一方面精简机构，为政府消肿；同时也调减工业补贴、削减福利支出，因此她被人戏称为“夺去牛奶的撒切尔夫人”，据说她的母校———牛津大学，也因不满她削减教育经费、减少教师工资，而拒绝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

　 税制改革，是撒切尔的第三把火。过去，为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英国的税率高，税负重，它抑制投资，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很多人才外流。她上台后，在财政方面，实行“开源”与“节流”并举，使税制改革成为可能。她挥动“减”字大旗，风风火火地将税负减下来：在任期间，将个人所得税的基础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由82％减至40％，公司税由52％减至35％……此外，她也提高了一些间接税：增值税、高档消费品的附加税。此举，使国家的税收总额，减少不多；富人愿加大投资，穷人想拼命干活，英国的人才，不再因惧怕高额税负而移居他国。

　 撒切尔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私有化”。当时，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较多，缺乏活力、成本高、效率低，企业亏损严重，是国家的一大包袱。为此，政府决定，出售国有资产来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负担；同时，广大民众购买企业股票，激活了投资需求，繁荣了市场。1979—1989年的10年间，40％的国有企业出售给了私人，到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辞职时，只有英铁路公司、煤炭公司、皇家邮政三个部门，没有实现私有化。

　 改革劳资关系、削弱工会权力，是撒切尔的另一高招。在英国，工会的势力很大，劳动力市场几乎被垄断，不受市场调节。为提高工资，工人经常罢工，致使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物价上扬，通货膨胀加剧，而实际工资变少，又引起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本国生产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就外流，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为此，本国经济，受害匪浅。历届政府想在这个循环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却无能为力。但撒切尔却无所畏惧，制定了《就业法》、《工会法》，对工会的职权、罢工运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此外，她还动用财力，与工会进行较量。1984年，力量雄厚的煤炭工会开始罢工，政府以补贴的形式，与之抗衡，罢工持续了362天，以无条件复工，草草收场。工会力量，被大大地削弱；政府威严，得以维护；劳动力市场开始正常运行；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

　 撒切尔的各项措施，像一支舰队，虽然阻力重重，但由于有她的领航，还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到了1988年，英国经济一片大好：通货膨胀率下降、就业增加、人均收入提高、财政出现盈余、出口增加，人均实际产量增长率超过美国、德国和法国，而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开始回升。用撒切尔的话说，这是“经济奇迹”，反对党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任何一位不持偏见者，都会为这种深刻的变化感到震惊。”

　 1948年，英国基本实现“福利国家”，世界各国在建立本国的福利体系时，纷纷到英国去取经，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对英国而言，庞大的福利体系就如鸡肋，弃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骑虎难下、苦不堪言。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的确让英国人曾经引以自豪过：幼儿茁壮成长，老年人颐养天年，但是，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过多过滥的社会福利，给经济却增加了太重的负荷。20世纪初，英国在世界上依然首屈一指，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可不过100年后，它的地位却江河日下，在欧洲，充其量只能算个二流国家。英国为何由盛及衰，说起来原因很多，但包罗万象的福利制度，恐怕难辞其咎。

　 英国的福利制度，本是社会矛盾调和的产物。每一次社会变革，受害的往往是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为缓和矛盾，福利制度应运而生。持续300多年的圈地运动，让农民无以立锥、家破人亡，对当局满怀仇恨，成了“麻烦制造者”，对此，英政府软硬结合，一只手用高压政策、严厉打击，另一只手安抚驯服。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 law），在全国各地设立济贫院，收容救济老人、孤儿、残疾人。18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劳动生产率突飞猛进，却将许多工人抛向失业的苦海、推进贫困的深渊，人被逼急了，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统治者的大厦摇摇欲坠。为平民怨，慈善家们主张网开一面、大力推行福利主义，政府的救济面更广了：儿童们免费体检和治病、穷学生享有免费的牛奶、工伤受赔偿、失业领救济，70岁以上的低收入者，只要在英国居住满12年，可拿养老金。

　 二战期间，25万将士战死沙场，16万平民血溅英伦，1／3的住房被毁，举目四望，一片疮夷，大量的寡妇、孤儿、伤员、老人在街头流浪。1941年6月，丘吉尔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福利委员会，任命著名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为主席，1942年12月，该委员会提出了《社会保险和有关福利问题报告书》（也称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指出，当前的福利制度门槛高、数额低、管理混乱，建议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福利支出、扩大保障范围，使人人能免于贫困、疾病、愚昧、污染和失业的困扰。

　 报告所勾勒出的蓝图，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无限向往，英政府以此为模板，逐步完善，使福利体系包罗万象、面面俱到。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记载了一些相关信息，符合条件时，就可拿到相应的保障金。婴儿哇哇落地时，就有一笔儿童福利金在等着他，他一直可以领到16岁（若16岁后仍在校读书，则可领到19岁）；上学后，可拿教育津贴；残疾人，有残疾人补助；除几项特殊的医疗服务外，看病几乎不用掏钱；因公受伤，可拿工伤补助；年纪大了，有养老金，超过80岁的，还可拿高龄补助；失业也不要紧，一年内，每周有30英镑左右的失业津贴，一年后，若还没找到工作，可领取社会救济；另外，还有生育补助、住房补助、困难补助，伴随他们一生。

　 1948年，英国基本实现“福利国家”，世界各国在建立本国的福利体系时，纷纷到英国去取经，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对英国而言，庞大的福利体系就如鸡肋，弃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骑虎难下、苦不堪言。

　 繁多的福利项目，是财政的一大负担。1949—1950年，福利支出达到103亿英镑，1992—1993年，该项支出达741亿英镑，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其增长速度快于GNP。六七十年代，物价上扬，生活必需品涨得比奢侈品还快，对领取救济的穷人来说，非常不利，福利支出也就水涨船高，财政赤字像滚雪球般地增大，政府只得通过发行大量债券来应急，不断地发新债还旧债，这又使国家负债累累。历届政府虽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国民一旦拥有某种权利，稍微的削减，就会怨声鼎沸，为了选票，他们不敢贸然行事，细枝末节的修改，收效甚微。相对于庞大的福利支出，政府就如一头“老牛”，拉拉破车还行，若要它拉上十吨八吨的，就气喘吁吁、力所不能及。

　 害怕面临生存危机，不想挨饿的本能，使人们努力工作，但在英国，这种动力却不存在，社会福利，就像一张温床，一些人宁愿躺在上面吃补贴，也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报导：失业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相对于有工作、最穷的邻居，他们的收入更高，而且不用交税。社会保障得多了，人更“懒”了，劳动者的架子变大了，工资不算高，他们就不干，致使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缺少竞争力，希思政府上台后，曾下定决心要杜绝此类现象，可工人们有了福利的靠山，罢工示威损失不大，很能“斗”，政府却耗费不起，屡战屡败，颜面丢尽。

　 高福利，需要高税收的支持，但是税收过高，资本、人才都会呆不住。上个世纪，英国最叫座的电影明星凯恩，放弃了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移居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世人对此有种种猜测，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热爱英国，但要等到税收政策改变后才会回去。高额的税负，就这样“赶走”了英国的人才：惊险小说家福赛思迁居爱尔兰，著名的写生画家萨瑟兰定居法国，足球明星基根改换西德国籍。企业日子也不好过，以1976年的加工业为例，本国的税后利润为8．5％，比西欧、北美低7个百分点。收入均等化政策，让英国人饿不死，也赚不了大钱，想赚大钱的，惟有另择国门。

　 庞杂的福利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英国，社会保障部含总部和六个专门机构：津贴管理局、保费缴纳管理局、儿童福利管理局、信息技术局、安置救济局、战争抚恤金管理局；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约有100万，每年的管理费用就高达16亿英镑。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时间一长，衙门习气、老爷作风就显露出来：态度傲慢、效率低下，公民对此忿忿不平，认为他们吃“冤枉”饭。

　 从第一部《济贫法》起，英国的福利制度也有400多年历史，其中的是非功过、苦辣酸甜，恐怕只有英国人自己最明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没有神助之力，英政府要将这种福利制度“硬撑”到底，难度将会越来越大，前面的路是吉是凶，一时还难以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