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最想看什么？

　　葛剑雄完全没看电视剧《汉武大帝》，因为“我不必通过电视来了解汉武帝”。吴思也一样，“我没有看的欲望。电视剧没完没了，浓度太低，太耽误时间了。有看电视的时间，不如看历史资料。”

　　两位学者都没看《汉武大帝》，但也都有自己的好奇。

　　葛剑雄说：“如果我去看《汉武大帝》，我最想看到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汉武帝。别套光环，也别抹黑；汉武帝是政治家，也是普通人；是暴君，也是明君。

　　“如果要表现汉武帝，尊重这段历史，一定要把汉武帝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一方面，汉武帝是历史时代、整个社会的产物。他的一生，无论个人命运，还是政治生涯，经常会使人浮想联翩———历史竟然有如此之大的相似性。早年的汉武帝意气风发，功欲炽烈；晚年宁可把监国大权交给大臣，也不交给亲属，最当他权力达到顶峰时，实际成了孤家寡人。当他后悔时，一切都晚了，这是帝王的典型悲剧。可另一方面，汉武帝也是人，人的七情六欲他都有，他晚年时，大臣的孩子抱着他玩，他会感到非常高兴……

　　“司马迁，也有不那么伟大的一面。他富于情感，这对文学家是优势，对历史的记录者却是短处。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物描写中往往有夸张成分，而对有些重要人物却过于简略。李陵的战败和投降，汉朝方面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他的个性也有软弱的一面，以民族大义衡量就不可原谅。总之，人无完人。”

　　葛剑雄说，自己没有看战争的大场面的欲望。看待汉武帝讨伐匈奴，他认为不能只从汉族的角度看，汉朝和匈奴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匈奴人被打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程度，历史的伤痛是否更深重？要从生存斗争的角度看汉匈斗争。

　　吴思对汉武帝最感兴趣的有三方面，却都与视觉关系不大。首先是汉武帝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其次是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再次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三者是浑然一体的，但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代皇帝永恒的问题，也是现阶段吴思最感兴趣的历史问题。在汉武帝时代，这个问题在争论中达到高潮，焦点是，工商业是官办好还是民办好？

　　吴思说：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这点在汉朝已经是共识了。治天下，和谁共治呢？

　　“战乱平息，王朝初建，中产阶级往往已经被消灭殆尽，此时天下以自耕农为主要人口。然而和小农共治天下是不可能的。皇帝就会通过官僚体系控制农民，与官僚集团共治天下。接下来，地主阶层发展起来，并迅速与官僚结合。此时皇帝与官僚地主共治天下。农业定局了，再接下来，工商业发展起来。统治者就开始考虑是否与工商业阶层共治天下的问题。但是工商业阶层在中国一直很弱小，历史上工商业阶层一直没能力与统治阶层讨价还价。

　　“统治者对待工商业，最简单同时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图的行业拿过来自己垄断。汉武帝时的盐铁行业即是如此。汉初的冶铁行业，应该是民营的。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秦时被从赵国发到四川。到了四川之后就办起了冶炼企业。当时战争频仍，钢铁需求旺盛，很快卓王孙就富甲天下了。直到汉武帝时代，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时，卓家的日子还过得相当好。冶铁能有这么大利益，官家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官家把盐铁拿到手后，企业马上就会出现低效、腐败等现象，由大利变成亏损。此时，民间力量就有机可乘了。他们会想方设法收买官员，分得一杯羹。官员被收买之后，整个社会的实质就变了。”

　　吴思认为，民间力量渗入官营工商业的过程不会是正式的、公开的，而是偷偷的，是“一个人的革命”。但吴思不认为此时官家就会代表私营工商业力量：“没杀鸡取卵，就是代表鸡了？那不是可笑吗？”

　　汉武帝将盐铁官营，后来引起争论。法家认为，盐铁应该官营。而儒家则反对“与民争利”。法家的道理堂皇，而儒家的证据充分。比如，冶铁官营之后，镰刀割不动草，价格却很高，没人买就摊派。企业为了完成指标，就制造大件，卖不出去就堆着生锈。

　　早在汉武帝时事实就已证明，工商业官营是行不通的。然而这种争论一直在翻版，只是每次的争论用词都不一样，大家都自以为碰到的是新鲜事。历史的经验教训就这样被忽略了。

　　比如宋朝，王安石时代类似争论又出现了。汉武帝时代的悲怆，重蹈覆辙就会具有闹剧色彩，而反复重蹈覆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