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文献证明：不仅向代表大会作“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决定，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集体决定，而且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翔实而完整的书面报告。

    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 25日凌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这次会议没有邀请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报告文本在大会结束之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被禁止在苏联媒体上刊登，报告内容也以特有的宣读文件的方式向有限的人群——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传达，所以这个报告被世人称作“秘密报告”。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关于赫鲁晓夫所作的这一秘密报告，国内外学术界都盛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赫鲁晓夫向此次代表大会作秘密报告，是出于赫鲁晓夫个人意愿的个人行为，也正因为仓促之间作出向代表大会作秘密报告的决定，赫鲁晓夫在作这一秘密报告的时候未及形成一份翔实而完整的书面报告，手中仅有一份提纲。比如1993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兴亡史》一书第518页指出：“……‘秘密报告’的内容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手里拿着的仅仅是一份提纲，尚未最后形成文字”。

    时至近几年仍然有人继续秉承这种说法，声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斯大林唱了十多年赞歌的赫鲁晓夫突然调转枪口，大肆谩骂这位‘自己生身的父亲’。赫鲁晓夫别有用心地诋毁斯大林造成了思想混乱，引发了广大群众信仰危机”，似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完全是其别有用心的个人行为，“秘密报告”完全出自赫鲁晓夫一人之手。然而，俄罗斯解密档案文献证明：所有这些说法都不符合事实。不仅向代表大会作“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决定，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集体决定，而且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翔实而完整的书面报告，并且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还事先审读并就这份书面报告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各自的书面修改建议。

    向代表大会作“秘密报告”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集体决定

    1956年2月13日，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收藏了一份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 188号会议记录摘要，这份摘要指出：“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问题。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同志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开幕。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的建议。确定 ..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

    上述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结束几个小时之后，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举行会议。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卷宗中保存有赫鲁晓夫签名的此次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会议记录原件。这份文件不长，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总共4页，前两页列举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一些被免除了职务的原苏联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领导人：前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安德里昂诺夫、前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前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前中央委员会书记沙塔林等人也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赫鲁晓夫宣布全会开幕并主持了会议。就是他一个人讲话并且讲得很短：“我们需要就报告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日程安排已经由全会确定了，报告人也已经确定了——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与代表大会相关的其他问题，我们将在各代表团会议上解决。我们需要就报告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主席团研究了这份报告并且同意了这份报告。全会的委员们是怎样的意见呢？报告不是以主席团的名义作的，而是以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名义作的。怎么样，全会将听取报告？”会议大厅里传来一片声浪：“同意！明天听取报告！”赫鲁晓夫于是作出结论：“那么我们将认为报告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的并且要求在代表大会上作这个报告”。这时，米高扬补充了一句话：“全会委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研究了报告。”

    赫鲁晓夫接着说道：“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这里讲清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势和材料之后感觉到并认为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秘密会议上，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是必要的。在主席团里我们商量好了：委托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来作这个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没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赫鲁晓夫说道：“这次全会应当解决的所有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接着他宣布会议闭幕。

    这份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证明了由赫鲁晓夫向党的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集体决定，而且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央全会的同意。正如俄罗斯学者阿克休京、佩日科夫指出的那样：上述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首先证明了：是否向党的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这一问题在事先就已经得到了积极解决，而且决定由赫鲁晓夫亲自来作这个报告，并且是在秘密会议上作这个报告”。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事先审读并修改过秘密报告 根据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解密文献来看，赫鲁晓夫曾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最后文本分发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们，他们在阅读了这个文本之后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并且总体上同意了这份报告文本。从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里的报告文本来看，作了相当详细的种种修改，但是要确定究竟是谁作的修改，目前还比较困难。比如，在发给苏斯洛夫的那份报告文本中，用红色、蓝色等颜色的铅笔作了着重记号和修改。在这份报告文本中，除了文字编辑上的修改之外，还有相当有趣的标注：“瞧，竟然是‘亲爱的父亲’！”在报告讲述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的时候相关情况的段落旁边，用蓝色铅笔标注道：“对未来的教训！”在报告讲述列宁格勒案件的那一部分内容的上边用蓝色铅笔作了批注：“1943―1944年践踏了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和车臣人等民族的民族权利”。在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出了警告：“我们不可以在代表大会范围之外提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在报刊上提出这个问题了”，在结尾部分的边白处用蓝色铅笔补充了这样一句话：“不要向庸人露出伤口”。

    在发给谢皮洛夫的那一份报告文本修改意见中则包含了这样一些建议：应当谈一谈蹲过监狱的罗科索夫斯基和戈尔巴托夫的情况，还应当加上梅列茨科夫的名字，应当讲一讲：“英国人（丘吉尔）预先通知了我们+苏联驻德国大使馆（杰卡诺佐夫）也预先报告了即将会爆发战争”，应当用“关于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妇女、青年——苏联人民和后方的作用”这些词语来补充一句话：即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报告文本的阅读者们还将赫鲁晓夫关于有一次他与斯大林会面的相关情况的回忆给删掉了：“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能就斯大林对待政治局委员的不逊态度讲出很多东西来。比如，我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次，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将几位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他那里去。我们来到他的别墅，开始讨论一些问题。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桌子上有一大堆文件材料正好将我同斯大林的视线挡住了，以至于斯大林看不到我了。斯大林恼火地嚷道：‘你干吗坐在那里，你是担心我会毙了你？不要担心，我不毙你，坐近些！’这就是他对待政治局委员的态度”。

    上述档案文献充分证明：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秘密报告的书面文本，而且经过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审读。正如俄罗斯学者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的来龙去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2月23日，报告文本就完全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