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及其实践后果

王军/朱新燕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为年轻一代的苏联领导人，他力图有所作为。上任之初即重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并试图对苏联社会进行一番深刻的改革。但是，在经济改革遇到重重困难时，他又企图从政治体制改革上寻找突破口。于是，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民主化”纲领。作为实现这一纲领一大支柱的“公开性”政策随即出台，并伴随着戈尔巴乔夫走完了他作为苏联末代领导人的整个政治生涯。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它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在苏联解体4年多后的今天，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当不属无谓之举，或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俄语中“公开性”一词最早见于彼得大帝实行“西化”之时，１８６１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开始较多地地使用，当时主要用于针对沙皇的专制统治。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沙俄统治时期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执政期间的政治生活中，“公开性”一词被长期搁置在词典里。“公开性”作为一项民主是提出来，最早见诸列宁的著作中。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在反驳经济派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责时就曾指出，广泛的民主原则应该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多次强调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监督不仅应是群众性的，而且应该是公开性的。他认为，尽管实行“公开性”对于被揭露的当事人来说是不愉快的，但对工作却是十分必要的。为此他曾设想，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应当实行公开原则，“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②因而，在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时期，允许公开讨论常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公开性”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中，许多事情对外界是都是保密的，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统计数家也不例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公开性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都基本上停留在口头上。③６０年代末，持不同政见分子曾把它作为一项重要要求提出来，并认为“公开性－－诚实而完全的公开性－－是确保每个健康、也是确保我国社会健康的首要条件”。④直到７０年代，“公开性”才越来越多地作为政治术语出现。１９７７年的苏联宪法曾经把“扩大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固定下来，首次确立了其法律地位。但由于勃列日沓夫执政后期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缺乏生机和活力，搞唯意志论，因而这一原则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直到１９８４年，戈尔巴乔夫又重新提到了公开性问题。他在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全苏意识形态工作学术实践会议上，针对当时的官僚主义作风指出：“公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党和国家的公开原则是同官僚主义弊端进行斗争的有效工具。”⑤在１９８６年召开的苏共２７大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扩大公开性是个原则问题、政治问题，必须使公开性成为绝对有效的制度。此后，在其多次讲话及报告中，又不断重申，“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个领域是不受批评性分析的”，“不可能有有受批评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批评他人权利的人”，等等。在１９８７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即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并说“我们需要公开性就象需要空气一样”。由此可见，“公开性”并非戈尔巴乔夫的独创发明，只不过是在他上台之后，赋予了“公开性”一些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并把它变成了一个响亮的政治口号，使之成为他推行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政策。

“公开性”这个简单的字眼，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或许是非党时髦的。许多人都想把它确切地翻译过来，但又无法把它的全部含义充分表达出来。单从字面上秆，可以把它翻译成“开成布公”或“公之于众”，⑥而直译则是“透明”。⑦苏联著名政论家布尔拉茨基认为，“公开性”就是最广泛地报道成就、缺点有及存在的总是是批评的新阶段。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使舆论成为政治进程、通过决议和对实施决议进行监督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公开性”所代表的意思是：在政府事务中多一些坦诚直率，在政治辩论中、在新闻及苏维埃文化中，让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彼此影响和发挥作用。⑧总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就是要使“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做的一切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但善于利用一些关键词玩弄文字游戏，而且有其特殊目的。他要“在西方造成一种对苏联更为有利的态度，……利用公开性清除政治上的反对者”，“在苏联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中树立一种革新精神”。⑨无论怎样理解，一旦“公开性”变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战斗口号，就具有了更加复杂的政治内涵。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戈尔巴乔夫把看似简单的“公开性”一词作为一项重大下策来对竺的呢？

二

戈尔巴乔夫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政治家，也不单单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公开性”下策的出台有着极为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

戈尔巴乔夫出生于30年代初，经历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大部分时期。二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到70年代前期，苏联经济发展较快，同时，在军事上也同美国取得了战略上的均衡，甚至在常规开武器方面还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据统计，在整个“八·五”期间，国民收入共增长41％，“九·五”则开始呈下降趋势，为28％，“十·五”下降到21％，“十一·五下降到17％。而且，整个“十一·五”期间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仅为3％。工业设备及经营管理方法陈旧落后，缺乏高新技术，尤其计算机、微电子和生物工程等新兴工业更为落后。所有这一切使得苏联经济长期牌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就受任于这种着急时刻，对苏联社会的两头深有感触。他知道，造成其经济不振的原因在于比资金和技术问题更为严重的经济体制本身的僵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并非偶然现象，他的执政代表着一种崭新的政治局面在苏联的出现。⑩到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都认为必须进行改革。即使戈尔巴乔夫不上台，也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苏联改革派人物在这个时候登台。但是苏联的高层领导人们对如何进行改革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些人显然主张采取更加谨慎而稳妥的步骤，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而戈尔巴乔夫则主张采取一种不同的策略。他对整个社会进行一番深刻的改革，从而打破过去那种“仿佛什么也不用改变，就能使工作得到改进”的书面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苏共过去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不但没有打破苏联的行政命令体制，反而使之保留下来并有所发展，从而使社会“最终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治消沉和道德滑坡的境地。”①①于是，政治改革就成为他变革苏联社会的突破口。他提出了“民主化”的纲领目标，主张加强人民的自治权力，并要求党和当局的活动进一步公开化。

“公开性”的政策出台了。戈尔巴乔夫公开充当改革的急先锋，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一名斗士，自下而上引起社会压力以促进改革。其初衷或许是好的，仔试图恢复列宁的思想路线，从而为改革开辟道路；试图调动苏联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企图通过“公开性”促进苏联与各国关系的改善，重新树立苏联的国际威望，从而为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等等，苏联人民也对此寄予了很大希望。倡他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不容乐观的：国内经济停滞，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对苏联造成很大压力，使它从经济实力和技术上都感力不从心；阿富汗问题使世界大部分国家转而对苏联持批评态度；东欧各国要求得到自由的动向更使苏联头痛……因此，有人认为，“公开性”只是戈尔巴乔夫为逃脱苏联最高领导层之间的冲突，摆脱政治局集体控制和束缚所采取的一种手段。①②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是要借助“公开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至于它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人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三

综观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公开性”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象“密纳发从丘比特脑袋里钻出来”①③那样，为解决苏联存在的所有问题提供一个全面的战略对策。在“公开性”政策实施的最初阶段，尽管曾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但总体上仍属于一种低层次的东西。①④这种用“阿斯匹林医治癌症”的方法，①⑤难免要产生一系列严重恶果。

（一）“公开性”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失去制约和引导，从而打开通向意识开矿多元化的大门。

1839年，法国人德屈斯蒂纳候爵在其《俄国来鸿》一书中曾写道：“当备受禁锢的俄国最终恢复言论自由的时候，人们将到听各种各样的主张，使得颇感震惊的世界还以为又返回到通天塔时代了。”由于“公开性”政策的实施，引发了人们就苏联历史和现状展开的全国性辩论。80年代末的苏联宛如神话中的通天塔时代，僵许多地区在几乎每个重大问题上都在展开广泛的、甚至具有潜在爆炸性的认识论辩论。过去几十年的专制主义统治，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一切服从于正统说教、政治上表现一致的国家。这种各抒己见的新的现实，至少与从1928年以来所形成的一直默默服从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由于缺少制约和引导，其实际后果却削弱了党对大众媒介的政治控制和审查，从而打开了通向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大门。

“公开性”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苏联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与其长期所维护的趔相违背，而且使得苏共对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思想控制受到威胁。在辩论过程中，许多过去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遭到公开的亵渎，多少年来鲜为知的事情被揭露……，苏联的舆论工具，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其传播内容早已自由化，不受任何审查。更有甚者，电视台竟允许妓女发表电视讲话，公开为妓院做广告。有的苏维埃代表竟公然提出“要求法律允许开设妓院”的议案，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五花八门的舆论象毒菌一样侵蚀着整个社会机体。在“公开性”的旗帜下，人们的信仰也发生了危机。各种党派团体大量涌现，它们自办刊物，大造舆论，而不受任何限制和干预。青年“性开放”意识盛行，性暴露的图画、刊物比比皆地，成为青年的“精神食粮”。在大学里，人们把退党看成是一件时髦的事情。到1991年3、4月间，列宁格勒大学全校党员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但对信仰上帝却兴趣很浓。类似美国的“嬉皮士”、“帕克”、“清洁工”之类的组织，在青年中也应运而生。

（二）“公开性”政策的实施，为“持不同政见者”大开方便之门。然而这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推动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合力。

在斯大林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种官僚极权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苏联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下活动十分活跃。他们在国外出版政治、历史、文学等著作。揭露和批判苏联的政治制度、内外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国内也逐步开展了有组织的反对当局的活动，比如，出版地下刊物，秘密散发传单等。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的实施，使得全社会为之振奋。各种倾向和势力，当然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在拥护改革和民主化的旗帜下日益活跃起来。勃列日涅夫时期遭到整肃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个接一个地恢复了名誉。尤其是1986年12月16日，戈氏亲自给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因1980年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强制迁居高尔基市。他获释后半个月，即对西德《明镜周刊》记者说，“我希望，将我释放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宣传，而是表明我国上前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人民币。”如果说戈氏释放萨哈罗夫是为了改善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消除国际上的非议因素的话，那么他确实达到了目的。不过，他这种非同寻常的做法，显然是在冒险，未免使国内外为之震惊。尽管萨哈罗夫获释后又有数十名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被释放，尽管萨哈罗夫本人也确实成了改革与公开性的支持者，但是，这些被戈氏视为改革进程中建设性的力量“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把改革变成戈氏所希冀的那种“沿一条道路、朝一个方向”前进的合力。恰恰相反，他们各有各的打算，也各有各的目标和道路。需要指出的是，戈氏亲自过问释放萨哈史夫的举动，是在党内进行紧张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采取的。很显然，他想给上层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接受他的政治改革计划。①⑥

“公开性”政策的实施，打开了公开表达不同政见的大门，最终也打开了始料不及的社会动乱的大门。①⑦

（三）“公开性”政策的实施，使叶利钦后来东山再起并最终战胜戈尔巴乔夫成为可能。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叶利钦就被提拔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85年12３３３３又接替格里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从而成为戈氏的左膀右臂。“公开性”政策一开始实施，叶利钦就在莫斯科掀起了反特权运动。他建议取消为高级官员特设的商店、医院和学校并大搞揭内幕活动，使舆论大哗。叶利钦对保守派直言不讳的、措辞激烈的批评道德使他本人遇到了麻烦。1987年11月11日，在莫斯科市委全会上，叶利钦被解除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次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又解除了他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仅被任命为国家建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使得叶利钦一下子跌入了“政治沉湎深渊”。

极力倡导“公开性”的叶利钦反而成了戈氏“公开性”政策的牺牲品，当然是戈与保守派相互妥协的一个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它是对戈“公开性”的一个嘲弄。不过，这件事并不算完。“公开性”所造成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又使叶利钦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那些来自民间的、同中央唱反调的支持或同情叶利钦的舆论堂而皇之地公开面世。叶利钦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支持和鼓舞：他在莫斯科市委全会上受批判以及被撤职的消息，当天就不胫而走，传遍各地。1987年11月13日的《莫斯科真理报》以三个版的篇幅，详细刊登了市委全会与会者的发言，使许多莫斯科人深感愤怒。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里发起了抗议活动一些工厂也出现了停工事件。叶利钦家乡乌拉尔地区的许多人电话、发电报对他表示慰问和支持。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也向叶利钦伸出了同情之手。最令人瞩目的是，在叶利钦被黜两周后，《莫斯科新闻》发表了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夫里尔·波波夫为叶利钦鸣不平的文章（波波夫当时是戈氏的高级经济顾问之一，智囊团中人物）。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声援，暂时抚平了叶利钦心头的创伤。

戈尔巴乔夫倡导政治改革，极力鼓吹民主化、性，为叶利钦的东山再起和重返权力中心创造了条件。而叶利钦则充分利用了这种有利进机，1989年，他开始时来运转。这年1月。他首先获得竞选苏联人民代表的正式候选人资格。并于3月26日在莫斯科第一选区以89％的得票率击败对手而当选；同年7月，又与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以及帕尔姆一起当选为由一批激进的苏联人民代表组成的“跨地区议员联盟”的联合会主席。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又以4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弗拉索夫当选为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1991年6月21日，终于荣登俄罗斯总统宝座。同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怀着凄凉而无可奈何的心情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终于把“核按钮”拱手让给了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实施的“公开性”政策，培植了一个背叛自己的叶利钦。难怪有人评价说，戈氏的政治改革“使叶利钦的表演成为可能。……叶利钦在试图推行戈尔巴乔夫不愿意、也无力推行的经济改革时，取代了戈的历史地位。”①⑧

这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悲夫！

（四）“公开性”政策的实施，为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契机。

在俄国历史上，历代沙皇为了维系这个由100多外民族组成的、充满离心倾向的庞大帝国，采用的是高压同化下策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竽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列宁由于过早地去世，没有能够着手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斯大林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其后民族问题一直是苏联国内所有政治难题中容易引起动乱的潜在因素。“公开性”下策释放、纵容并鼓励了本已潜在在民族主义情绪，使得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各种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分离主义蔓延并不断发生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仅1986年1月到1987年年中，苏联就发生了歧视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激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俄罗斯向中央要主权、闹独立，又大大推动了其他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倾向的蔓延。

很显然，戈氏的“公开性”政策允许这些问题暴露出来。理由也很简单，如果不允许表达民族不满情绪，就不可能推行或者实践“公开性”和民主化。民族总是的再现，不仅是戈氏推行“公开性”政策的结果，而且成为向改革发出的最严重的挑战。在苏联这样一个民族关系极为复杂、民族主义根蒂固的国家里，一旦人们头脑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开矿崩溃，而一时又没有替代品可导致人们对信仰的忠诚，民族主义思潮就会在民族分离分子的鼓噪下迅速填补人们意识上的空白。

俗话说，“蓄之既久，其发必烈”，随着好战成性的民族主义，俄罗斯的和非俄罗斯的，与社会不满的其他原因——经济短缺和管理不善、生活水平恶化、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信誉的完全丧失，……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体产生了，只需一个火星，它就会燃烧起熊熊烈火。”①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火星，它简直就是一把高能火炬。

（五）“公开性”政策的实施，不但没有促进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反而冲击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改革的战略性错误之一。⑩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即在就职演说中重申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方针”。时隔两年，他就开始推行一项以改革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方式为主的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利用“公开性”所带来的动力，加强和调整死水一潭的经济结构，以图振兴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不大规模地角动政治体制，如果不继续推行“公开性”政策，那么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无法顺利实现。于是戈氏在其当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强调改革的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提出要搞“民主化”，要“让公开性大放光明”。在这些思想和号召的鼓动下，政治改革迅即被提上了昌程。于是，“权力归苏维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推动政治多元化，搞自由选举；修改宪法第6条，从法律上否定苏共的领导作用，实行总统制……等等。而与此同时，作为政治改革的准备和伴随物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愈演愈烈，举国上下，亿万群众都被卷进政治改革的漩涡之中。而且，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角逐也使戈氏寝食难安，疲于应付，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搞经济改革？

此外，至于戈氏的“公开性”政策还间接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的解体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损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在此不作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公开性”并非戈氏所独创，它首先是列宁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前提而提出来的。“公开性”最初作为戈氏的战斗口号提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和舆论工具“公开讨论”苏联“社会生活中最紧要的问题，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因而，在当时“公开性”还是有界定的，即“要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而不允许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在戈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纲领后，“公开性”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界定，其实施和动用就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并由此引发了理论界、舆论界以及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对于一种长斯缺乏民主的体制来说，在遵循渐进、适应原则的条件下，实行广泛的民主，增加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对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在人民群众处于思想混乱、不辨真相的情况下，对苏联及苏共历史阴暗面的毫过限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甚至是歪曲的评价，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从而动摇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以致引发了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种矛盾的激化。难怪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苏联经济问题专家马歇尔·戈德曼在1987年底就说：“戈氏走得太快了，……他坚持不了四年。”令人感到不幸的是果真被他言中了，而这种不幸正是以整个苏联的解体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受挫为代价的。

注释：

① ①③《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47、225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287页。

③王正泉《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④ ⑥ ⑧ ①② ①⑥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新华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26、127、149页。

⑤《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3-24页。

⑦ ⑨参阅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0页。

⑩ ①⑦参阅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76页。

①①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载《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①④高放文集《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21页。

①⑤ ①⑧参阅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9、36页；

①⑨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7页。

②⑩汤润千《论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战略性错误》，载《河北学刊》1995年第1期。参阅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9、36页；

①⑨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7页。

②⑩汤润千《论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战略性错误》，载《河北学刊》1995年第1期。

【原文出处】世界共运研究

【原刊地名】聊城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