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由子各种政治措施失当，加以奢靡浪费，造成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窘境，于是更加倚靠以斩杀为能的酷吏镇压人民，但强硬镇压的结果却造成社会更加动荡，甚者更揭竿而起。本传记载：

    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兔、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庐、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坚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沉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这就是所谓汉武“盛世”的实况，群众愤怒的火山爆发后，杀也杀不完，逼得大小官员间只好串通欺瞒，大家一齐粉饰，造就纸上的太平盛世，以免被“沉命”。善哉《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老予》第74章〕人民在卖妻鬻子、流离失所的情况下，眼见贵族阶层过着轻歌曼舞、穷奢极欲的生活，哪有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道理!

    其实，“重典”能够奏效，往往是在社会秩序相当上轨道的时候，因为这段时期，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由于犯法者少，一有犯罪行为很容易被查获，亦即这时的执法成本低，犯罪成本高，所以人人能够守法自重。但当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由于犯法者多，他们就不会再对犯罪行为感到羞愧，而且由于犯罪者多，执法者疲于奔命，罪行被查获的机率降低很多，亦即犯罪的利益增大，而所负担的风险却减少，因此不但惯犯会一再做案，连一般人也会蠢蠢欲动，这时社会秩序就难以依靠重刑维持了。而如果此时治安机关执法不公，有罪者开释，无辜者受刑，即局面将愈发不可收拾。

    由此看来，“洽乱世，用重典”的理论是极端不可靠的，要消弥犯罪行为，并没有捷径可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司法公正，使人人以守法为荣，使彻底守法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是治本之道。

    司马迁虽然看出了酷史政治的罪恶，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是很无可奈何的，于是他不免流露出一种浪漫的向往，希望能超越法治，以道家的无为或儒家的礼义教化治国①，但这是难以期待的，而且这也正是古人为政治问题寻找出路时，最无可奈何的地方。(本文转载自《国文天地》月刊198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