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群相——“缘饰以儒术”的真相

台湾清大中语系副教授 林聪舜

司马迁对酷吏政洽的评价

汉兴以后，知识分子反秦的气氛虽然空前高涨，法家的势力却始终存在，朝廷各种政制，甚且沿袭秦制，  未加变革。但这段期间，汉家在“无为”的指导原则下，法律的执行却能  宽缓不苛，人民遂得以休养生息;然  而讽刺的倔酷吏政治的推行，居然是  在‘隆推儒术”的武帝时代。我们若想了解武帝一朝“缘饰以儒术”的政治真相，《史记·酷吏列传》是很好的材料，在该传中，司马迁为我们留下活  生生的酷吏群相，同时也暴露了壮严  的汉王朝在政治、社会上的深刻危机，以及“缘饰以儒术”背后的罪恶。

    司马迁对于酷吏的功能并未全盘否定，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民倍本多巧，奸孰弄法，善人不能化，堆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此外，酷吏若偶有一二可取之处，他也未一笔抹杀，所以他承认郅都“伉直”，张汤‘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但大体而言，司马迁对酷吏政治造成的人间地狱惨境，深为痛心：对酷吏的各种恶劣作风，深恶痛绝：对酷吏政治的源头——汉武帝，更是讥评有加。总之，司马迁对酷吏的作用虽未全盘否定，对酷吏的一二可取之处也未一笔抹杀，但他对整个酷吏政治所造成的罪恶及其后遗症，却言之甚为痛切。

本传一开始，司马迁就引用孔子与老子的两段话，借以贬低酷吏政治的价值，引用孔子的“导之以政，齐之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以“德”对“刑”，说明严刑峻法的局限性;引用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是以“无为”对“有为”，肯定“无为”的价值，并且把盗贼的产生，归因于“法令滋章”，亦即认定盗贼的产生，是由官逼民反，是酷吏政治造成的后果。所以太史公接着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但是接着的一段话却颇易引起误解，这段话是：

昔天下之纲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教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 。”

    这段话认为在奸伪萌起的时代，畅言德治已完全不合时宜，必须借助酷吏才能胜任愉快，似乎相当肯定酷吏的贡献。但我们若能从更根本的地方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酷吏虽然好像有其贡献，但酷吏不是必然需要的，是因为统治者太严苛了，“天下之纲尝密矣”，把人民弄得不能生存，才造成“奸伪萌起”的结果，这是错误的第一步，有了这错误的第一步，以下就产生恶性循环，不由自主地恶化下去。例如奸伪萌起后，必须借助酷吏镇压，酷吏又把更多良民逼上梁山，因而统治者对酷吏的倚仗又更加迫切，最后非但无法解决奸伪萌起的问题，更会弄得天下骚动，民不聊生。由此可知，司马迁这段话只能当作反话看，他讲这些话一定含有无穷的感叹，所以他紧接着又引用孔子与老子的话,谓：“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

    再度贬低严刑峻法的价值，并且举出汉初法纲宽疏的结果是“吏治悉上，不至于奸，黎民艾安。”肯定为政之道是“在彼不在此”，亦即在宽不在苛。    由此可知，司马迁反对酷吏政治的立场是可以确定的。

酷吏政治产生的背景

《酷史列传》中的酷吏，大部分都是武帝所擢用的，而武帝拔擢这批酷吏，有当时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背景。

    汉王朝经过七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后，到武帝时已蓄积了雄厚的国力，但也遗留下不少问题。武帝既想大有作为，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并整顿内政，这时道家的无为或儒家的迂缓已不足以负武帝之望，只有任法言利的法家能替武帝凝聚张大的力量，因此这批专门人才遂一个个冒出来，受到重用。此外，武帝更以铁腕子推动汉初以来一直执行的“张本弱末政策，严厉制裁豪富大族，这就更增加他对酷吏的倚靠。

    但由于朝廷花费毫无节制，诸如穷兵默武，四启边衅;行封禅，远巡狞，好大喜功，修宫殿，争民利，穷奢极欲，终于弄得国库虚耗，于是进一步的搜括、压榨就势所难免了。但人民已山穷水尽，只好啸聚为盗，“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于是社会秩序的崩溃与酷吏执法的愈趋严酷就成了恶性循环。《平准书》与《汉书·刑法志》都曾由社会经济的破产，说明酷吏政治形成的原因。《平准书》云：

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汉书·刑法志》云：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  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    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其后奸猾巧    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

由此看来，武帝时代滋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与他的奢侈、好大喜功的习性，以及他所推动的财经政策有莫大的关系，亦即武帝对罪恶的酷吏政治要负最大的责任。《平准书》记载：“张杨死，而民不思。”可见饱受压榨，卖妻鬻子，流离失所的百姓，对执行武帝政策的酷吏有多么痛恨。

酷吏的作风与那恶

    酷吏之所以为酷，首在其刻薄不近人情。例如郅都尝从景帝入上林，贾姬如厕，野猪猝入厕，上目都，都不行，景帝欲亲自救贾姬，郅都拦住他，说：“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这等话虽有片面道理，却没有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在，可以看出郅都刻薄的个性。他当官后，“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目称曰：‘己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宫下，终不顾妻子矣。’”这是酷吏最好的一面，但总让人觉得没有一点人的感情与温暖，本身好像就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的化身。顺着这种刻薄不近人情的个性发展下去，少数清廉的酷吏也难免视生命如土芥，各种严酷的手段都使得出来，至于那些舞文巧法，循私贪戾的酷吏，就更不堪闻问了.

    盛气凌人，不肯屈居人下，是酷吏的另一特征。例如宁成“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周阳由“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这种凌人的气焰，自然容易沦为暴酷，在对待下民时，往往严厉紧刻，不让他们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对待豪族时，往往“斩伐不避贵戚”，成为统治者铲除豪族的最佳工具。所以宁成为中尉时，“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郅都为中尉时，“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然而酷吏能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不可否认他们都具有相当的才干。他们熟悉法令条文，能彻底执行皇帝的意旨，所以才能受到重用，《酷史列传》中一再出现的“上以为能”，，正说明他们的确是武帝得力的助手。除此之外，他们也往往有其他的才干，如郅都拜雁门太守后，“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一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像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这可看出郅都的边才以及慑人的声威，真可谓“威震八方”了。又如宁成犯罪后，伪造通行证回家，誓言：“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后来拥有田产千余顷，役使贫民数千家，“为任侠，持史长短：出林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这里可看出宁成实有过人的才干，他把做官未发挥完的本领都用出来了。然而，酷吏虽具有相当的才干，但由于他们严苛过度，甚至心术不正，于是才干沦为苛察，超人一等的本领适足以济其恶，生活在这些酷吏铁掌之下的百姓，更要流离失所，颠连无告了。

    以上是由性向与才具说明酷吏的特色，这些性向与才具虽易沦为苛察暴酷之资，但本身毕竟仍有可取之处。可是酷吏却往往有更多令人发指的作风，这些作风造成了酷吏罄竹难书的罪恶。

    酷吏的第一罪恶是生性好杀，视生命如土芥。例如王温舒为河南太守时，九月上任，到年底已族灭郡中豪猾不计其数，“至流血十余里”，会春：温舒顿足叹日：“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汉法，立春后不许决囚。)这可看出他好杀的作风，所以司马迁斥责他“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并且讥刺的说，“(温舒)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则心开。”这简直是斥责他以杀人为快乐之本了。又如宁成为都尉时，“其治如狼牧羊”，当时人号日：“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酷吏的崛起，已再一次把“苛政猛于虎”的梦魇带到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由于酷吏一味好杀，一旦落在他们手中几乎己无生路，，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所以后来一听到逮捕令下达的消息，人民就相率逃亡了。

    酷吏不但生性好杀，而且擅于巧立名目，捏造罪名。张汤因为和大农令颜异对造自鹿皮币的意见不同,就以颜异在新令下行时“微反唇”的举止，判定他“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见《平准书》)从此遂有“腹诽之法”。这简直是最严厉的“诛心”之论。在“腹诽”的罪名下，从此犯罪不必有具体的罪行，不必有事实证据，只要看不顺眼的，随时可以往对方头上扣上这顶有杀头之罪的帽子。

    酷吏杀人，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赶尽杀绝，有的却懂得美化杀人的罪行。张汤就深境“以理杀人”之妙，他看准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见《史记.汲郑列传》)的心理，牢理大狱时，经常附会古义，乃请博上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于是擅舞文弄法，赶尽杀绝的张汤，在杀人时却拥有儒家的经典——尤其是《春秋》《尚书》——作为形上的指导原则，他因此更可以心安理得的杀人，而且还因此博得美名，“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加缪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罪恶，在于把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他绝对想不到张汤这班酷吏早就懂得这些伎俩了。

    酷吏通常不能秉公持法，维持法律的公正性，他们往往“善伺候”，完全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杜周为廷尉时，“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指贵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厚颜回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芫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一之法乎？”如此一来，神圣的法律遂成为任意杀人的工具，而法官也成为助纣为虐的走狗了。酷吏这种表现，与守法不阿意，坚持“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的张释之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别。

    这些酷吏宁为助封为虐的走狗，当然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所以他们除了为主子枉法外，更会为自己的利益枉法，循私舞弊。例如王温舒，“为人诌，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如此，法律已成为酷吏贪污弄权、结党营私的工具。请看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资累巨万矣。”这些钱当然都是贪赃枉法所得，可见武帝的财经政策虽打击了末富，却造就了更多贪赃枉法的奸富，财富不流向富商巨贾，却流向具有特种身份的达官显臣，以及与官方勾结的特殊商人、地主，神圣的法律成为酷吏任意巧取豪夺的工具，人民更加无所措其手足了。很多人认为汉武帝以后的政治是“阳儒阴法”，其实先秦法家最值得称道的法的公平性，在他们乎中己完全丧失了。

    酷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更不惜放纵自己的手下行恶，并与土豪恶霸相勾结。王温舒重用豪恶吏，“其爪牙吏，虎而冠”。手下都是戴帽子的老虎。这种专以吞噬百姓为业的酷吏集团，简直比豺狼虎豹还可怕。

    酷吏的罪恶固然可恨，但司马迁绝不会放过酷吏政治的总源头——汉武帝。他在《酷吏列传》中主要写了十人，其中除了颇有可取的郅都外，其他都是武帝所擢用，这些人的操守虽一个不如一个，暴酷却一个胜过一个，而且当这批人做出特别暴酷的行动，司马迁就加上一句“上以为能”这不就是要武帝承担酷吏政治的一切罪恶?此外，司马迁又写了一篇《循吏列传》，其中有五个奉职循理的爱民之官，但汉朝一个也没有，这不就很明显有弦外之音吗?在司马迁眼中，酷吏无异镇压人民的刽子手，而汉武帝就是这群刽子手的头子。

    然而，酷吏本身却很少得到善终，侯封、郅都、周阳由、张汤、义纵，王温舒、减宣等人都死于非命。这倒不是天道好还，恶有恶报，而是他们所赖以作威作福的环境，其实就是生命安全没有保障，随时可以致人死命的环境。但这些人却完全没有这个自觉，他们往往忘了白己只是统治者的打手，在权力膨胀的假象中，一旦出了差错，统治者一样会用严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何况酷吏之间还会互相吞噬，例如张汤最后被与他一同“定律令”，且事之如兄的赵禹逼死;宁成被义纵族灭。在这狗咬狗的世界中，酷吏想要全身而退太困难了。但当酷吏处于权势的颠峰状态时，他们绝不会想到日后下场的悲惨,这就是他们的悲哀。

治乱世，用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