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相合，就有一定的秩序和感应关系。就秩序上讲，是天决定人，是人→君→天的递进关系。就感应关系上说，社会的治乱与自然的丰歉灾害之间有一定的信息反馈。天人的秩序是董仲舒“君权天授”、“三纲”永恒的宇宙论基础。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感应关系是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土龙”求雨仪式就是他理论上最荒谬的例证。但天人感应也还有合理的一面。“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就像人受过伤的腿在将下雨时先痛一样。这一点在《黄帝内经》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但是，董仲舒却将政治、伦理的东西附会进去，就走向了极端。另一方面，这种政治、伦理的比附又潜藏着他抑制君权的积极因素：“屈君以伸天”，也抒发着他抑制富商大贾的理想：“天不重予”(天只能给一份东西，人有了一份，再要多份，是天所不容的)。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一个有多种因素组成的混合体。既有迷信的一面，也有科学的一面;既有宣扬绝对君权的一面，又有抑制君权的一面;既有原则的一面，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既有肯定现实秩序的一面，也有变化发展的一面。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理论中不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方面总是被扼杀着，他的这方面的行动也总是受到打击。就在他任江都相不久的时候，恰巧辽东的高帝庙失火。董仲舒就用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写了一篇奏议。可能里边说了些要改善政治，以表示按受天变的话。这篇奏议被主父偃从董仲舒那里偷走送到了朝廷。天子召见诸生讨论他的奏议，共中有个叫吕步舒的，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老师写的，认为这是扯淡。于是，董仲舒被投入牢狱。史书说他出狱后，再也不敢谈天人感应的灾异之事了。但从他晚年著述的《春秋繁露》来看，他不但继续谈，而且更理论化、系统化了。

    这个理论化了、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是当时社会思潮的走要特征，它同自然科学领域的《黄帝内经》及后来史学界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是一致的，都在寻求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的规律。这一点是先秦的儒家所忽视的，也是阴阳家所缺少的。董仲舒把二者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体系。

    这个体系把天、地、人联成一休。五行是这个体系的结构，阴阳是这结构中的两种力量。天与人的感应、三纲与阴阳的对应、五行与五常的同构，是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这个体系有宣扬封建迷信思想、思想的独裁、法律的随意性的一面，也有稠密人际关系.融洽感情、生态平衡的行为方式、审美趣味和生产规范的一面。我们要剔去其糟粕，汲取其精华，从而在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的思想上加以转换，使之取得新的生命力。不再是农业小生产的被动适应、静观体悟，而是工业大生产的主动创造、积极开拓，使人的精神、自然环境成为互相映照的两大系统。这便是新的“天人合一”，也即是“自然的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