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面对如此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意见，清廷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就开始废除科举制度。时人曾说：“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班。

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开始于隋朝。在此之前，官员、人才的选拔经历过养士、军功、血统、门第、举荐、九品中正等各种制度。但这些制度弊端重重，因为“权力”不可避免成为官员选拔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在隋唐时名公巨卿的“推荐”仍起重要作用。但在政治腐败时，“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必定是“走后门”盛行，考试形同虚设。宋王朝汲取了唐朝的经验教训，科考开始严格化，发明了将考官与外界隔离的“锁院”制，将考卷上考生姓名、籍贯密封起来的“糊名”制，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字迹的“誊录”制。这些发明，保证了考试的客观、公平、公正，所以直到现在仍基本上被我们的中、高考采用。

科举制的发明，最大限度摒除了权力的干扰，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公平。

科举制另一个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功能，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底层”可以通过苦读考试升至“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形象反映。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

可以说，科举制确实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

但科举制必然也有其弊端。其一是考试内容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

考试内容不外四书五经，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八股文章的起、承、转、合各阶段对文字的繁简、声调缓急都有一定要求，实际成为“敲门砖”。这些，确实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近代以前，就不断有对科举制的严厉批评。科举制的另一重要弊端是“官本位”，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所以与科考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自然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科举”无疑是一重要因素。

当中国步入近代以后，不得不面对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这种社会转型的先导，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它实际意味着声、光、电、化等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自然科学知识将取代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师夷长技”付诸实施的洋务派开始兴办“新学堂”，虽然阻力重重，但社会的需要使新式学校由缓到急地向前发展。同时，教会兴办的新式学堂的影响和规模也越来越大。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声疾呼：“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虽然维新派认为应该废科举，但因顾虑反对派的强大，只是提出将科举考试内容由“八股”改为贴近现实的“策论”。

进入20世纪，不仅新式学校越办越多，而且留学生也大量出现，虽然“学生”的基数仍不在，但发速度却十分惊人，废科举实际已水到渠成。张之洞等人绝非激进之士，由他们提出废科举、并得到几年前反对改变科举内容的慈禧太后的批准，足证“废科举”是历史、社会发展自然而然演进的结果，并非现在一些人所说是“人为激进”的结果。

科举虽已废除百年，但它所体现的考试、选拔人才的客观、公平、公正，仍值得借鉴、承继。在无法限制不正当权力的时候，只有严格考试才最为公平，为“底层”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虽然弊端明显，但别无选择。

或许，无法选择“最好”，只能防止“更坏”就是我们身处的教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