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史学的变革，是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为标志的。所谓年鉴学派，是法国自1929年以来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几代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旧的史学传统，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他们的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年鉴学派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伏尔泰。伏尔泰主张历史不应当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而应当是所有人的历史。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近代西方第一部文化史著作。19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学家基佐对年鉴学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应当是人类过去的文明，这文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世纪中期的法国史学家米什列在《法兰西史》序言中指出，传统的由杰出人物组成的历史有两大主题：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在米什列之后，还有一个提倡新史学的法国学者西米昂。他在《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历史学要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一是政治偶像，就是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夸大战争等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二是个人偶像，即孤立地描写某个历史人物，而不把历史人物同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三是年表偶像，即喜欢把历史事件按年表排列，不去对典型事实进行分析。西米昂这一反传统史学的呼声，在当时法国的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但是对年鉴学派影响最大的当推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1871—1954）。贝尔于1900年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并在这个杂志上表明了如下一些史学观点：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政治史、军事史，也要注意社会其他方面的历史。他提倡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主动同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运用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他还坚持史学研究必须依靠理论的指导。他认为理论指导是历史学获得科学性的前提。亨利·贝尔的史学观点后来得到了年鉴学派的高度评价。有人甚至把贝尔看成是年鉴学派的真正奠基人。《历史综合评论》还直接培养了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就曾于1907年和1912年先后参加了《历史综合评论》的编辑工作。亨利·贝尔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这一步无疑是不大胆的，他只是梦想把历史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而对经济学却一无所知。这一遗留工作正是由吕·费弗尔和马·布洛克完成的。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克退出了《历史综合评论》编辑部，联合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开创了一个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新史学流派——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9年一1945年，第二阶段从1945年一1968年，第三阶段从1968年至今。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是第一阶段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弗尔（1878—1956）生于法国洛林地区南锡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02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11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费弗尔的主要著作有《腓力二世与孔德省：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地理历史学导论》、《马丁·路德：一种命运》、《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除此之外，费弗尔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为《为历史而战斗》，其中汇集了他1929年后在年鉴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史学理论的文章，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年鉴学派的观点。布洛克（1886—1944）出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曾长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中世纪史教授。布洛克的主要历史著作有《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质》、《封建社会》。此外布洛克还有一本历史理论方面的著作《为历史而辩护：历史学家的职责》。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的历史研究有五个特点：一是提倡总体历史学，把研究的触角伸人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二是提倡对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广泛应用历史学方法以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并注意开拓史料的来源；三是对经济史、社会史和心理史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经济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四是强调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历史学家不断进取的精神；五是用问题史学代替传统的叙述史学，所谓问题史学即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由描述转向解释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年鉴学派进人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其标志是原来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改名为《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布罗代尔（1902—1985）生于法国东部的农村，20岁大学毕业后被派往阿尔及利亚一所中学教书，1935年又到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1947年，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任年鉴杂志主编。布罗代尔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该书的出版在年鉴学派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写地中海地区10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包括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等，力图说明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第二部分主要研究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人口、劳动力、货币流通、物价、商业、财政。交通、人民生活、宗教等；第三部分涉及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史，主要描述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地中海的过程。显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具有与传统史学不同的鲜明特色，这就是他力图把16世纪西班牙国王腓力浦二世在位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密切相联的整体加以考察，而社会、文化和经济则随着漫长的历史缓缓的流动，传统的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似乎对局部历史并不发生根本的影响。布罗代尔的这种写作方式，深刻反映了他的历史观，这就是长时段的理论。

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学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时间就像电波一样，有短波、中波和长波之分，布罗代尔分别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所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

布罗代尔晚年主要有两部著作，第一部是《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这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主要讨论15—18世纪人类的物质文明，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这一时期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和细节。除此之外，布罗代尔还谈到了人口、气候、耕作技术、能源状况等等。总之，这一卷是全书的重点。布罗代尔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过去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日常生活引人历史研究领域。第二卷《交易的规则》主要讨论市场经济，包括生产、交换、经济组织等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主要谈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按地区和年代顺序，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开始，直到英国工业革命结束。

从书的结构来看，其中仍然贯穿着布罗代尔长时段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现象，而是千百年来人们日常物质生活演变的结果。布罗代尔说，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一些不加注意的小事，但是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规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因此，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长时段的现象，而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则主要决定于生产与交换机制的发展，这种生产与交换机制是属于中时段的。至于资本主义的中心从意大利到荷兰、到英国的转移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短时段现象。

布罗代尔晚年的另一部著作是《法国史》，原计划写三卷，但到逝世时只完成了第一卷，题目叫《法国的特性》。第一卷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叫《空间与历史》，第二部分叫《人与物》。在这部著作中，布罗代尔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首先，他认为法国的民族特性只能从长时段的深层历史中去寻找，象农业、村落、人口、种族、语言、习俗等长时段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了，因此，他非常重视法国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其次，他不认为法国人应当对法国在历史上的命运负责，法国在二战中的迅速败北和二战以后的迅速繁荣，都不是人的行为所能决定的，而是法国长时段的深层结构和中时段的局势演变的结果。因此，首先是历史创造了人，然后人才能创造历史，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总而言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史学狭隘的政治史观，进一步体现了年鉴学派总体历史学的思想。它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广泛涉及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在内的各方面，而且从地域上延伸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把历史学的视野投向整个地中海和全世界。因此，他的（地中海）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两部著作，成为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典范。布罗代尔还发展和完善了费弗尔首创的地理历史学，强调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极大限制作用，并把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系统引人历史研究领域，但他同时又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就是摆脱自然控制的过程，这一阐述无疑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布罗代尔思想中最有价值之处是他十分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时间因素，并对历史上的时间作了多元化的理解。从这种历史事件的多元性出发，布罗代尔又对整个历史进程做了多层次的解释。然而，正是这种时间的多元性和历史解释的多层次性，构成了现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布罗代尔强调历史上的深层结构对整个历史进程的长期影响，这一点是正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长时段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具有某种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布罗代尔的著作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高度评价。

但是历史学家们也尖锐批评了布罗代尔历史思想的缺陷，例如没有充分阐明三个时段之间的联系，否认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看不到政治事件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以及历史观中的宿命论色彩。这些批评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新史学所面临的危机。

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除布罗代尔外，还有一些知名人物，如厄内斯特·拉布鲁斯，主要研究经济史，著有《18世纪法国物价与收人的变动》等；罗伯尔·芒德录和米歇尔·弗费尔主要研究精神状态史；雅克·儒尔塔、迪·施纳佩、让·埃克则把口碑史学引人了法国；路易·昂利和比埃尔·古贝尔主要研究人口史，成果卓著。他们继承了第一代学者的一些特征，如总体史学、跨学科综合研究、重视理论建设与指导等等。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第一代学者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如广泛接纳不同流派的学者参加工作；在年鉴杂志上刊登不同观点，甚至反年鉴学派的文章；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在长时段理论的指导下，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到历史的深层结构上，并注意对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进行考察。与之相适应，史料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主要表现为口碑资料和私人档案的应用。另外，数量经济史和历史人口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计量方法的推广上，拉布鲁斯有突出贡献。他对18世纪末法国物价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物价变动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取得了一定成果。第二代学者在提高史学的社会地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加强对历史著作的宣传，注意研究成果的信息反馈，不断调整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注重研究者和使用者的挂钩。由于他们的努力，法国历史学在50石0年代一直处于兴旺的状态，并走在了整个西方的前列。

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由年轻一代的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和勒瓦·拉杜里接任，这标志着年鉴学派进人了第三个阶段。勒高夫（1924－）被公认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袖，他生于法国南部的土伦，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曾到捷克、意大利和英国留学，1962年开始担任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教授，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史，著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的西方文明》等。这些著作大都注重长时段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着力描写人的日常生活。勒高夫一反对中世纪的传统认识，认为中世纪既不是一个毫无成就的黑暗时代，也不是神话史诗般的光辉时代，而是欧洲各民族觉醒和形成的时期。这一认识和上述著作奠定了他在法国史学界的地位。拉杜里（1929一）生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1951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63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70年代以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任教，并参与了第六部的研究工作。拉杜里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1966年出版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主要通过税收档案研究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村社会，被认为是年鉴学派的重要代表作。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乡村》，主要研究14世纪初法国蒙塔尤地区异端教派加达尔教教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并大量应用当时对异教徒的审判记录，成为法国几十年来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1979年出版的《罗马人的狂欢节》主要描写1580年法国境内罗马人的起义，并通过这一事件剖析当时整个法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状况。除此之外，拉杜里还有两本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文集，分别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和《在历史学家中间》。拉杜里是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他的成就不仅得到了法国史学界的承认，而且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年鉴学派发展到第三阶段，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传统的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第三代学者却认为历史的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认各种历史事件之间有任何联系。因此，他们研究的也都是一些历史上孤立的现象。另外，传统的政治史和人物史也开始复兴，以至于许多人反对把第三代学者划人年鉴派范围，而笼统称为“新史学”。与此同时，历史人类学研究得到重视。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在历史学领域内回答人类学所提出的问题。由于历史人类学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历史学家的写作往往又通俗易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读者欢迎。精神形态史也有了进一步发展。70年代以后，更多的学者开始转向精神形态史研究，涉及的问题有集团心理、生死观、对性和宗教的看法等。跨学科的研究倾向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三代史学家的抱负是在历史学的基础上统一整个人文科学，所以，历史学在法国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

由此可见，年鉴派第三代学者在前辈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加惊人的成绩。除了高等社会科学院这个年鉴派大本营外，新史学已经遍布法国的各个大学，形成了一股比布罗代尔时代更加强劲的新史学潮流。年鉴派第三代学者还把他们的触角伸进了出版界和新闻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年鉴派的活动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且提高了整个史学的社会地位，推动了历史知识在法国的普及。

当然，年鉴学派也存在一些缺陷：他们反对和排斥历史哲学，片面追求方法论的革新；忽视政治史，片面追求结构和长时段的研究；对古代史、现代史和对欧洲以外的历史涉及不多；用不变的观点看待历史，忽视对人物和事件的研究。

5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渗透到欧美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西方史学的变革。在德国，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史学家接受了年鉴派的主张，创办《历史与社会》杂志，宣传年鉴派的观点，倡导作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在英国，社会史学派和年鉴学派保持了密切联系，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人类学和社会结构史。在美国，年鉴派的观点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著名的研究年鉴派的著作有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斯多雅诺维奇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式》，都是在70年代出版的；在纽约州立大学还成立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斯多雅诺维奇认为，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望其项背。在日本、拉美，在东欧的波兰，年鉴派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总之，年鉴学派所开创的新史学潮流已经遍及整个西方，乃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