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帝王朱元璋的人格分裂猜想

北京科技报12日刊载 明太祖朱元璋既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又是少有的暴君。对他中晚年的一系列暴行，史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蜕化变质”论，二是“政治需要”论。作为前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小农思想的局限，是帝王思想的堕落，也是农民义军领袖的蜕化变质；作为后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帝王之术，是政客的一贯伎俩，也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无法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同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不可以像刘邦、刘秀、司马炎、李世民、赵匡胤等人那样雍容大度，善待功勋呢？

朱元璋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心理素质最差

作为一个心理学者，我一向对历史人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些人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一直是我的关注焦点。在详细梳理研读记载朱元璋事迹的史料后，我认为，较之其他历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心理素质是最差的一个，差到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与人格分裂。

对此，我想以“重八———元璋人格分裂猜想”来概括朱元璋的心理扭曲历程，它主要包括三个假设：（1）朱元璋患有严重的神经症；（2）朱元璋的神经症导致他出现人格分裂；（3）朱元璋滥杀功臣的精神防御机制是替天行道。

因夺取政权而患神经症，出现严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易生妄想等症状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他出身赤贫，早年被迫到皇觉寺为僧，曾饱尝世间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兴部下，很快成为一名战将。朱元璋善于挖掘人材，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级谋士，如李善长、宋濂、刘基（伯温）、朱升等人。他们为朱元章出谋划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也逐一扫除了其他的农民义军，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却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出身贫贱，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

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如严重缺乏自信、疑心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等。为了缓解其焦虑，朱元璋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如他发明了廷杖的惩处手段，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尊严，很多人竟“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它边州远郡充军。仅到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光谪屯凤阳的官员就有一万多人。此外，朱元璋还开创（恢复）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如凌迟、刷洗、抽肠、剥皮，黥刺、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等，其野蛮残暴程度超过了历代君王。

洪武十三年，朝廷发生了胡惟庸案件。胡惟庸本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曾任左丞相。他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坑害异己，且贪污受财，图谋不轨，所以被朱元章诛杀，无可厚非。可朱元璋却借此行上下左右株连法，造成胡党大狱，延续十年，诛杀三万多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个功臣宿将全家人，也累及李善长全家被杀，宋濂全家被贬，宋濂本人也死在流放途中。

朱元璋对文人的猜忌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浙江府学林元亮为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下令将两人处死。由此大兴文字狱，令大臣文人都小心翼翼，缄口不言，朱元璋却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凡此种种都表明，朱元璋的心态极为扭曲，缺乏一代明君应有的胸怀。

因焦虑过分而人格分裂，根源在于朱元璋成就焦虑与皇位焦虑过度

朱元璋神经症的根源是成就焦虑和皇位焦虑。心理学对焦虑的定义是因社会因素而引发的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和极度的紧张情绪。朱元璋的成就焦虑表现为他想遥比尧舜，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其中没有任何豪族和贪官污吏；朱元璋的皇位焦虑表现为担心朝廷要员会逐渐架空他的权力，甚至蒙骗愚弄他。这两种焦虑的交互作用，使得朱元璋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终而达至人格分裂。

按理说，朱元璋由一个贫僧一跃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开国皇帝，他本该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充满自信才是。但朱元璋的人格悲剧在于：他的急功近利做法必然会在现实中遇挫，对此他非但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迁怒于属下，动辄杀人，株连九族，期望以严刑治乱世，到头来只能徒增挫败感。此外，朱元璋越老越自卑，他既不相信唐太宗的布衣宰相班子会善始善终，也不相信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以令人高枕无忧。所以，臣下的成就越高，他的皇位焦虑也越高，这增强了皇权和相权的冲突，导致后来彻底废除相位。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人格断带，俗称“性情大变”或“判若两人”。在心理学上，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现，它泛指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出现结构性转变。此时的朱元璋变得相当自恋，它突出表现为缺乏同感、刚愎自用、偏执冷酷。这与早年的朱元璋可谓大相径庭！

由此，朱元璋一生的焦虑走过了一个U字型轨迹———早年是生存焦虑，晚年是成就焦虑和皇权焦虑，它构建了朱元璋的一个个“心牢”，使他不断陷入庸人自扰的困境。与之呼应的是，朱元璋一生的处事方法也有一个U字型变化———早年用行伍做法消灭敌手，晚年也用行伍方法铲除对手，将所学到的仁、义、忠、恕等儒家治国理念尽抛九霄云外！

极强的精神防御机制支撑他以残酷手段铲除异己，动辄杀人过万

朱元璋一生采用冤狱的残酷手段铲除异己，动辄杀人过万，突出的事件有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等，杀的尽是他的袍泽旧谊。他怎么可以下得了手呢？对此，史学界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就心理学而言，一个人无情杀人，必须要有极强的精神防御机制来支撑他。

所谓精神防御机制，泛指一个人减低内心焦虑、平衡内心冲突的努力。那么什么是朱元璋残酷杀人的精神防御机制呢？这既是史学界的疑问，也是心理学界的探索。史书载，朱元璋晚年严重失眠，时常起身夜观天象，探视二十八个星座哪个会犯天宫。而在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朱元璋先是诛杀大将蓝玉，累及一万五千多人同死，后逼徐达食他所赐蒸鹅死去，再逼傅友德自杀身亡，又诬廖永忠偷穿龙袍下狱致死，连赋闲在家的冯胜也难逃死亡厄运。所以在短短的三年内，朱元璋就将当初随他一同打江山的剩余元老一一铲除。对此，史学界一向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加快了铲除功臣的步伐。

但我的大胆猜想是：朱元璋如此疯狂杀人，是因为那些年他夜观天象，发现天宫有犯，唯有诛杀功臣方可防患未然。所以，我大胆假设，朱元璋晚年疯狂诛杀功臣，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在秉承天意，替天行道，所以他下得了手！这是合理化思维的突出表现，也给了他杀人的勇气！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则朱元璋大肆诛杀臣下，不仅有人格扭曲的因素，也有迷信或心理暗示的作用，它充分为其残忍行为自圆其说！

“朱重八时期”与“朱元璋时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

朱元璋的个人悲剧在于：当他充满自卑的时候，他尚有几分自信，而当他应感到充满自信时，他却尤感自卑。换言之，当朱元璋还叫朱重八时，他表现得相当的顽强、自信、礼贤下士、恢宏大度，纵然只是红巾军的一方将领，却已是众望所归；但自打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后，他便越来越敏感、脆弱、刚愎自用、残忍凶暴。由此，朱重八与朱元璋可谓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是仁君与暴君的鲜明对比。这与其说是历代君王的政治权术或是皇权思想的作怪结果，倒不如说是朱元璋个人的人格悲剧！

250多年前，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任何大于5的整数都可以表示为3个质数的和，而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只能被和它本身整除的数）之和，后人称之为哥德巴赫猜想。著名数学家欧拉认为这个猜想是正确的，却无法证明。但这引起了古往今来许多数学家的注意并努力加以验证，其中也包括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同样，我的“重八———元璋人格分裂猜想”在理论上似乎成立，但需有大量史料来加以佐证，特别是史料中对朱元璋晚年健康状态的记录、对其用药疗养的记录、对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的天象记录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多元地、立体地看待朱元璋的晚年健康状况及其对决策的影响，也可以还朱元璋一个历史清白。

更重要的是，我的“重八———元璋人格分裂猜想”试图说明，朱元璋由仁君变为暴君，更多的是心理作用的结果，而非简单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换言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朱元璋晚年的所作所为，要远比从政治学与史学的角度清晰得多。而这，正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块空白地。说来朱元璋自己也是其“心牢”的牺牲者，因为他在临终前终于忏悔：“吾不及古人（指尧舜）。”

在本文结尾处，我强烈期望史学界的同仁们能关注我的观点，以期共同展开探讨，另辟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途径。

▲终朱元璋一生，其生活轨道是由卑贱走向富贵，而其心路历程却是由自信走向自卑。

这主要是由其巨大的成就焦虑和权位焦虑所致，前者给他带来了无比沉重的心理包袱，工作很少有成就感；后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失落感，陷入了怀疑一切的泥潭。可以说，这两种焦虑造成了朱元璋的人格悲剧，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之一。由此，我们在看待朱元璋的一生功过时，不仅要看其时代背景和事件变化，也要看朱元璋的人格变化。朱元璋想做“仁君”而成为“暴君”，是有其深刻的心理缘由的。

▲朱元璋一生主要有三种焦虑，生存焦虑、成就焦虑、权位焦虑。

在这三种焦虑中，前者一度是真实存在的，却被彻底消除了；中者是在打拼天下中产生的，并塑造了朱元璋的历史形象和地位；后者基本上是虚幻妄想的，却被一再夸大。换言之，朱元璋的生存焦虑使他饱尝人间艰辛，并养成了嫉恶如仇的性格；朱元璋的成就焦虑使他不断挑战自我，完善自我，达到了空前的自我实现；朱元璋的权位焦虑使他极端偏执，猜疑成性，乃至滥杀无辜，不近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