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于已在金山西

——闲话匈人与匈奴

    西元410年，“永恒之城”罗马被蛮族哥特人（Goth）攻陷，全部攻城时间只用了三天。这支日尔曼民族的先祖，在面对著名的罗马军团时表现出来的凶猛与强悍，令罗马人大为意外。哥特人攻陷罗马，近因固然是罗马人对哥特人的歧视与剥削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其后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因素。

四世纪末叶的罗马帝国虽然已没有过去强大，但是其边防武力对防杜周围蛮族的入侵，应该说还是基本有效的。但是在西元375年，这种情况出了变化。这一年，一直住在多瑙河以东的哥特人忽然大批西渡，进入了罗马帝国北疆的辖区。

   三年之后，就发生了罗马皇帝御驾亲征哥特人结果兵败身亡的惨事。罗马人没有意识到，哥特人此次渡河，已经不再是散兵游勇式的个人行为，而是保持部队建制和社会结构的民族迁徙。但促成这个大迁徙的原因，则是因为多瑙河的东岸出现了一支比哥特人更凶狠、更具战斗力的蛮族。

   据《北史》所载：“高车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又据《续文献通考》所载：“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这里的“回纥”即今之“维吾尔”，而“铁勒”即西方史册之“Toeles”，是一支操突厥语的部族。据《魏书》记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这里的“狄历”、“丁零”其实也是“Toeles”的音转。由以上记载看来，匈奴与高车语言相近，而高车就是操突厥语的铁勒。以此观之，中国北方的匈奴人所用语言应该也是古突厥语的一种。若欧洲匈人果真是亚洲匈奴之后，则他们四世纪末在欧洲的忽然出现，可能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在中国的北疆种下了远因。

西元前35年（西汉建昭四年），相当于汉代边防军副司令的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大破匈奴还朝，给元帝上了道疏，其中有句名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意思是说，谁要敢挑明了跟大汉天朝对着干，你躲得再远，我们也必定把你找出来灭了。很有今日小布什总统发动“先制打击”（preemptive strike）的味道。与这道奏疏一同上呈的，还有郅支单于的首级。这是一次对匈奴的报复性打击，也是西汉自武帝以来对匈奴近百年作战的总结。到东汉时，匈奴已分裂为南北两支，汉帝国经常联合已经内附归降的南匈奴出击北匈奴，在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后，北匈奴主力已基本瓦解。东汉对北匈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是在西元91年（东汉永元三年），车骑将军窦宪令部将耿夔等攻伐北匈奴，大破之于金微山（今外蒙古阿尔泰山）一带。北匈奴从此向西迁入康居（巴尔喀什湖及咸海之间，今哈萨克境内），再也没有能够回到蒙古大草原。但是据《北史》及《后汉书》所载，北匈奴虽然退出中国北疆，却并未被剿灭。有许多没有跟随单于迁入康居的残部仍然“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由此看来匈奴在此次兵败之后，在西域一带仍然有寇边的实力，但已无力大举内犯，对汉帝国不能再构成威胁。然而三百年后，与匈奴操类似语言，人种与文化特征也与匈奴接近的蛮族匈人，却引起了罗马帝国的注意。

西元375年哥特人的大批西渡，使得“匈人”一词首度出现在罗马的史料之中。四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马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在他的《历史》中形容匈人“面无须髭、容貌丑陋”，走起路来“有如两脚的禽兽”，“野蛮的程度没有任何种族可与之相比”。但也提到他们马术的精良，说他们虽“不宜步战”，但是“几乎从不离开马背”，“人人可以在马背上呆个一天一夜”。

马切利努斯在书中还提到了另一支中亚的部族阿兰人（The Alans)。这是一支在西元一世纪到四世纪活跃在亚速海东北部顿河流域到里海之间的强大民族，能战善马，曾经对罗马帝国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帕提亚王国都造成威胁。这个民族在哥特人西渡之前数年被匈人所灭。

与阿兰人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同时，在中国的《后汉书》上也留下了一段对阿兰的记载：“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三国志》中也有如下记载：“又有奄蔡国一名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所以“阿兰”就是“奄蔡”，而奄蔡是在《史记》中就已有记述的：“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因此从时间、地理位置看来，中国史籍中的“阿兰”、“奄蔡”极有可能就是西方资料里的“The Alans”。

最令人感到兴味的是《北史》中的一段记载，这段文字明确指出奄蔡是为匈奴所灭，时间也大致与西方史料符合：“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

根据文中“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等线索，此“奄蔡”应该就是《后汉书》等史籍中提到的“奄蔡”，也就是阿兰。但是作者把它和更靠近中国的粟特国搞混了。元魏时期出现在中国史册上的粟特国，是在粟特地区（Sogdiana）以今日乌兹别克境内布卡拉（Bukhara）为中心建立的国家，此地是丝路上的重镇，当时臣属于康居。离它最近的“大泽”咸海也在四五百英里之外，位置更不在康居的西北。这段文字所述“粟特国”（实为阿兰）遣使北魏的事，时在西元445年，前距被匈奴杀王灭国“已三世矣”。对照西方史料看，阿兰被灭事在西元370年左右，在遣使北魏之前75年，与“三世”之说若合符节。

四世纪末，匈人“如高山上的暴雪忽然降临”欧洲，但没有立刻和罗马帝国正面冲突，而是逐一将帝国边境的蛮族征服、统一了起来。到了五世纪中，匈人出了一位传奇性的雄主，就是被称为“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的阿提拉（Attila）。在他的治下，匈人的帝国版图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延伸到里海，军事实力已足可和羸弱的罗马帝国分庭抗礼。两大帝国在西元451年终于在战场上碰了头。匈人由阿提拉领军，罗马的指挥官则是从小在匈人部落里当人质长大、和阿提拉交情极深的阿伊提乌斯（Flavius Aetius）。虽说是匈人与罗马之战，但交战的双方其实都是多国部队，十足是场“蛮族对蛮族”的角力。阿提拉的部队以匈人为中军，以东哥特人（The Ostrogoths）及其他日耳曼蛮族为侧翼；阿伊提乌斯的部队则以阿兰人为中军，以罗马军团为左翼，以罗马宿敌西哥特人（The Visigoths）为右翼。两军在高卢（今日法国境内）鏖战，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但阿提拉终究没能突破阿伊提乌斯的罗马联军防线。然而匈人帝国在欧洲所向披靡的攻势并未因此而受阻。阿提拉西进不成，索性挥军南下，翻过阿尔卑斯山脉直捣意大利半岛，一路上攻城略地、烧杀劫掠，如入无人之境，半岛北部的历史名城，几乎尽毁其手。西元452年，阿提拉的大军已经进迫罗马，眼看这座代表帝国荣光的都市就要再陷于蛮族之手。

罗马此时已经没有足与阿提拉抗衡的军事力量，只好寻求用外交途径解决。教皇李奥（Pope Leo）便在这种情况下被送进阿提拉的大营作为谈判代表。具体的谈判内容，今日已不得而知，但是在李奥面见阿提拉之后，匈人便立刻撤了兵，罗马因此得以幸免一劫。此事后来成了教廷最有力的宣传材料。这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中世纪，教廷成为唯一能在全欧范围内发号施令的政治实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世的史学家则多认为是阿提拉军中开始流行瘟疫，或者是担心冬季来临后断了退兵的后路。不过这些也都只是猜测，真正的原因，由于史料的不足，后人可能将永远无法得知。

阿提拉从意大利半岛退兵后的第二年，便在新婚之夜死在自己床上，死时鼻孔大量出血，因此不少人怀疑是被仇家下了毒。阿提拉终其一生，只打过在昔日把兄弟阿伊提乌斯手下的这场败仗，此外在欧洲战场上纵横无敌，但也终究没有能取罗马而代之，成为全欧的霸主。匈人的庞大帝国在阿提拉之后只传了一代，便在西元469年土崩瓦解。分裂后的匈人部族又退回了西亚地区，最后，一如他们的忽然出现，匈人像风一般地消逝无踪，不再见于西方史册。

匈人在欧陆横行，前后不过一个世纪，却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在践踏罗马的文明之外，匈人却也意外地为欧洲未来的复兴埋下了种子。

在被阿提拉夷灭的意大利半岛北部名城之中，有一座在基督教会历史上占极重要地位的阿奎来亚（Aquileia），此城位于意大利半岛东北，临亚得里亚海，建于西元前181年，在罗马帝国时代是防御外族侵犯的要塞重镇，也是贸易中心。阿提拉攻陷此城后将全城夷为平地，阿奎来亚从此一蹶不振。因为对匈人的恐惧，不少阿奎来亚的遗民不愿再居于原址，而是向东躲到海沼里建了一座新城。这就是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大放异彩的水都威尼斯。匈人帝国瓦解后八个世纪，一个威尼斯出生的年轻商人之子随父亲沿当年匈人西进的路线东行，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了中国。马可波罗于西元1275年在大都面见忽必烈，时年24岁。将来他在中国的见闻还要带给欧洲人无穷的想像，并最终导致了美洲的发现。

此时去窦宪将北匈奴逐出中国北疆，已近一千两百年。历史兜了一个大圈，终于又回到了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