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3、从考古学发现中考察国史前的图腾文化
    把有关图腾文化的想象力运用以史前考古研究中主要是在建国之后，尤其是彩陶纹饰的神秘特点为学者们发挥想象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属于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的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中出土了有名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同时也有大量的单体鱼纹、复体鱼纹和变体鱼纹以及图案化了的鱼纹发现。根据这些图案《西安半坡》一作提出了半坡文化先以鱼为图腾的观点。与之相邻的庙底沟文化的彩陶纹饰则与之大不相同，蛙纹和鸟纹是其主体图案，这样，有的学者认为鸟或许是庙底沟文化先民的图腾。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中鸟纹和蛙纹变十分发达，尤其是蛙纹，有的学者因此推论马家窑文化的图腾是蛙。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象牙雕刻、圆雕木鸟、双头连体鸟纹骨匕、陶塑鱼和蝶形器上雕刻的双鸟太阳纹等，有学者认为这些变形之鸟与同时的写实动物形象完全不同，似乎作者有意为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使之超然于现实之上，因而将之看作是原始图腾崇拜的某种标记。（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文物》，1982年7期）辽宁西部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十余件玉猪龙和泥塑猪龙，何星亮先生认为这些玉猪龙可能正是远古北方豕韦部落的图腾形象，因而说“龙起源于猪”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而这些玉猪龙应该是猪图腾的龙形化。四川大溪文化中流行的鱼为葬品的习惯，有意思的是考古学者还发现了一死者的口中咬着两条大鱼尾，简直就是半坡文化人面鱼纹的形象再现，因而推断鱼是墓主人的图腾。
    用图腾学说来释读考古发现材料涉及到一个想像力的合理程度问题。想像力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尽相同，即想像力的个体差异使人们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尺度。尺度没有了，争论也就在所难免。关于用图腾说来解释考古学材料而引起的一次最大的争论同一幅彩绘于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有关。1978年，河南临汝阎村出土了一件红陶缸，器表绘有一只衔着一尾鲢鱼的白鹳，旁边还竖立着一把石斧。严文明先生对其隐秘的涵义作出了图腾学上的解释：

    在酋长的瓮棺上画一只白鹳衔一尾鱼，决不单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着给酋长在天国玩赏。依我们看，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也是所属部落联盟中许多有相同名号的兄弟氏族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武善战的，他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他去世之后，为纪念他的功勋，专门给他烧制了一个最大最好的陶缸，并且打破不在瓮棺上作画的惯例，用画笔把他的业绩记录在上面。当时的画师极尽渲染之能事，把画幅设计得尽可能的大，选用了最强的对比颜色。他把白鹳画得雄壮有力，气势高昂，用来歌颂本族人民的胜利，他把鲢鱼画得奄奄一息，俯首就擒，用来形容敌方的惨败。为了强调这场战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他加强了最能代表其身份和权威的大石斧，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画。（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12期）

    严文明先生对《鹳鱼石斧图》所作的图腾说诠释曾一度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原因据我猜测大抵有二：一是严先生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权威，囿于他的学术地位，若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不能不慎之又慎；二是因为学者们自己也未能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只好沿用严说。但最后还是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代表人物当属赵国华先生，他在《生殖文化崇拜》一书中对严先生的上述诠释提出了怀疑。在陕西北首岭遗址中又有一幅《鸟啄鱼图》发现，那么这幅《鸟啄鱼图》是否也意味着鸟氏族战胜了鱼氏族呢？如果是这样，赵国华先生作如此设问，那么陕西北首岭的鸟氏族与河南阎村的鹳氏族是什么关系？陕西北首岭的鱼氏族与河南阎村的“鲢”氏族又是什么关系？河南阎村的“鹳鲢之战”难道是陕西北首岭“鸟鱼之战”的历史重演？为什么两次决定性的胜利都属于“鸟”而不是属于“鱼”？显然，这样的发问切中了“图腾说”的要害，而单单从严先生所谓的“图腾论”出发很难对以上的提问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的确如此，读了严先生的文章之后我也在想，假如是“鱼”氏族打败了“鸟”氏族，“鱼”氏族的人会不会为纪念战斗的胜利而绘上一幅鱼吃鸟的图案呢？遗憾的是，这样的鱼吃鸟的图画至今我们也未能发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使鸟能吃鱼，而鱼不能吃鸟的呢？
    如果沿着这样的思维定型一路循问下去，我们也许会越来越陷入到迷惑之中。必须在此止步，并溯回到问题的根本之上，那就是：图腾论在此运用的是否恰当？如果不恰当，不合适，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西方图腾论在进入中国本土之后，一开始就深陷于某种误区之中了呢？


               三 图腾是怎样“没落”的？

    岑家梧先生在他1942年完成的《中国民族的图腾制度及其研究略史》一文中敏锐地发现中国学者在古代的图腾制度时存在着一种不理智的倾向：

    ……所以若果只拾取表面的三二图腾现象，便证明中国古代某族已有图腾制度的存在，则极为不智。如卫聚贤于嘉兴新睦镇发现一鱼形刻石，便说吴人以鱼为图腾。（《吴越释名》，《论文月刊》一卷十一期）又根据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现红陶上的鱼形花纹，便说陶唐为鱼图腾发明陶器的民族。（《古史研究》第三集，252页）又说：“夏氏族有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按贝加尔湖人尚有以鱼为图腾的遗迹，夏氏族当自贝加尔湖来，以鱼为图腾。”（251页）此都失之疏略。……今后苟欲断定夏或吴族以鱼为图腾，必须证明夏人以捞鱼为主要生产，夏人以鱼为部族名号，以鱼为祖先，以鱼为一切装饰的表现对象等等。凡此皆须根据丰富的确实的资料，作深入的系统的探索，始属可信。且图腾传说习俗等，各族均可互相传播，若以某族崇拜某种动植物，乃断定某种动植物即为某族的图腾，亦属危险。

    岑家梧先生的上述论述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作风严谨的学者。遗憾的是，他的这篇精辟入里的发言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即便是八十年代之后的学者们也仍然在犯他在文中提到的错误。人们只要在古史中、现代民族的传统故事中或是考古发现的美术形象中发现了动植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往图腾上靠拢。
    首先，从古史研究上来说，认定古代民族存在图腾制度主要是根据其始祖传说。如传说中“玄鸟生商”，因始祖母简狄吞玄鸟卵有孕生商族之祖，于是认为商族图腾为玄鸟；如南蛮之女始祖配给一只名叫“槃瓠”的蓄狗而繁衍后代，故认为其图腾为犬；如夜朗国的竹传说，始祖男儿出自顺水漂来的三节大竹，遂认为竹为夜朗之图腾；古高车乃匈奴单于之女与狼交配繁衍而成，所以认为狼是高车图腾；突厥也有始祖与狼交配的传说，因此也被认为是狼图腾的民族。还有古史中记载的人兽合体形象也常常被认为是图腾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推理并不严谨可靠，附会的痕迹显而易见，让人感到中国图腾学说在学术理论基础的形成上是十分脆弱的。退一步来说，假如这与始祖诞生有关的动物真就是这些古代民族的图腾，那么这些图腾在人们的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如果把图腾制推到一个主宰原始民族一切生活的统治地位上，那么更确凿的根据又在哪里？在原始人的精神王国里，图腾究竟是一个“国王”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部门大臣”？
    其次，从现代民族学研究来说，认定图腾制度存在的依据大都是本民族的传说和一些与动植物有关的风俗。我们试举吴晓东先生的《苗族图腾与神话》为例，从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专称中，这些民族的语言中很少有一个与“图腾”相对应的词汇或是概念。而在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中，“科邦”、“恩盖蒂”、“穆尔杜”或是“克南札”都是不同民族与“图腾”意思接近的词汇。他把枫树作为苗族的图腾，理由主要是苗语中把枫树称作“妈妈树”，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着敬拜枫树的风俗，还有一个依据就是那首有名的苗族古歌《枫木歌》，诗歌中描述了枫木死去幻化为万物的故事；苗族还有佩戴牛角饰物的传统，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水牛也异常尊敬，因此水牛也被看作是苗族的图腾；花苗有杀保命猪的风俗，这一习俗也被认为含有一定的图腾意味。实际上，以上的风俗更能体现出古代原始崇拜的痕迹，一味地往“图腾”的含义上归纳未免带上浓重的附合之嫌，这样，就又产生了疑问，即区分原始动植物神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标志是什么？原始崇拜和图腾崇拜中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还是有重叠交叉的痕迹？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对考古发现的理解上。大溪文化流行用鱼随葬就把鱼视作图腾是否合适？由于半坡文化中的鱼纹发达就贸然把鱼看作为氏族图腾其科学的根据究竟占多大的成份？以后者为例，赵国花先生就曾提出异意。他举临潼姜寨遗址为例，姜寨也曾出土有同半坡遗址一样的人面鱼纹彩陶盆，证明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姜寨遗址中不仅有鱼纹，共存的还有蛙纹和鸟纹，那么单单将鱼作为图腾，“做出取舍的理由又是什么？”姜寨遗址中还出土有“鱼鸟纹”，这种鱼鸟共存同一图案中的画样在史前的其他地域，以及后来的周代青铜器上、秦汉时期的瓦当上、汉画像砖上，甚至明代织锦和砖刻上均有发现，对这种现象“套用‘图腾徽号’能够将它解释明白吗？”（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47、148页）我们似乎很难用肯定的态度来回答赵国华先生的提问。这样的纹样实际上完全是古代人原始宗教观点的反映，和图腾有多大的关系则很难说清。由此，可以说，在对中国图腾文化的论证过程中，把原始宗教完全混同于图腾崇拜之中是十分普通的现象，对“图腾”理论的运用也大多是“简单的套用”，“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赵国华语）。
    何星亮先生的《中国图腾文化》一书是国内外第一部中国图腾文化专著，其资料的丰富性和内容的翔实性使此书具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然而它用图腾学说来解释古史、民族学以及考古发现中几乎所有的宗教风俗的做法似乎很难让人信服。例如建立夏代的夏人的图腾一直有龙说、石说、熊说、鱼说和薏苡说之争，何星亮先生则不偏不倚，一以概之地说“……大概其中一种是民族图腾，其他则为氏族、胞族、部落或家族图腾。”在说到建立周代的周族人的图腾时他又说：“或以为是龙，或以为是鸟，或以为是龟，或以为是麒麟，或以为是犬，或以为是熊，或以为是天鼋，或以为是‘稠’，或以为是虎。可能其中一个是民族图腾，其它则是氏族、胞族、部落、家族或各姓氏的图腾。”（340页）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想当然的论证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学者在运用图腾学说时所体现的盲动性和功利性。
    遵照国外某些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也认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当是中国图腾文化的发生和繁荣时期，而新石器时代则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这样就又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所谓的“衰落时期”发现了大量经论述与图腾有关的彩陶纹样（或是造型艺术），而在所谓的“发生”、“繁荣”期则没有任何同图腾有关的遗迹发现呢？而旧石器中、晚期的考古遗址在我国不仅不是空白，反而有大量的发现，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没有任何图腾的痕迹可寻呢？既然新石器时代是图腾的“衰落期”，图腾又是怎样没落的呢？


                           四、图腾是这样“没落”的

    认为图腾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没落于新石器时代是苏联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等人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图腾的发生时间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即以克罗马农人为代表的新人阶段。无论是哪种观点，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认定新石器时代是图腾的没落期。
    实际上，能够证明旧石器时代图腾特点的文化遗物并不太多。欧洲的洞穴壁画曾被有的学者认为与图腾有关，还有的学者根据莫斯特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有意识地安放的洞熊颅骨和肢骨以及培葬的山羊角，证明旧石器时代业已产生了图腾。然而，新石器时代已发现了大量被认为与图腾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可学者们却将之认定为没落期，原因是什么呢？
    最初，欧洲的学者们在创建图腾学说的理论基础时大量引用了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民族学资料。在研究中学者发现，图腾制度在这些美洲和澳洲的土著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据着主导一切的地位，因此，他们就推断这可能意味着图腾的衰落。而这些土著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与历史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当，因而新石器时代就被推论为图腾没落的时代。既然没落了，在它之前就必定是一个繁荣期和发生期，这繁荣期和发生期自然应当是新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而之所以在所谓的“繁荣期”没有发现确凿的丰富的图腾资料，理由是——也只能是年代的久远。无论如何，只有这种线型组合排列才会为那个年代的人们所接受，这符合当时西方的流行思维——进化论思维。
    图腾就这样在一种似乎是人工操作的背景中于旧石器中晚期、中石器时代“兴起和繁荣”，并于新石器时代“没落”了。
    这颇有点像一场在开始之前结果就被赞助商和举办者预设好了的体育竞赛的味道，但是，已经发生的历史毕竟不是将要发生的事实。我们也许可以人为地操纵未来的某些事情，但我们一旦为已经发生了的业已模糊了的历史作设置，就很容易弄巧成拙，这种设置因为是人为的设置而使自身的呈现远离了历史，换句话说，我们似乎有意将真实的历史丢弃而制作了赝品的历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乃是因为人们常常会比喜欢真品而更喜欢赝品。这是人类的弱点所致，真正的史实往往因为缺乏人们想象中的逻辑——比如进化——而倍受诘难和怀疑，而赝品的史实亦即人工的历史则因迎合了学者或是被学者所引导的大众的想像力而被迅速接受。有关图腾从兴起到没落的这种公式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举苏联图腾学者S·N·布伊哥夫斯基为例。他主张图腾制发生于旧石器后期，于新石器时代崩溃。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正是图腾制的反映。如果和澳洲人的武器用具等作一比较，旧石器晚期比澳洲土著的原始性显然要深。澳洲人已使用新石器时代典型的磨制及穿孔石器，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已有了社会分工，私有制的萌芽也已出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北美和澳洲土著，因此，澳、美土著人的图腾制度已属没落的形态，仅仅具有巫术的禁忌和祭祀意义。从他的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那种设置的痕迹。美国学者摩尔根（L·H·Morgan）经过对印第安人风俗的实地考察得知，北美易洛魁人采用作为部族名称的动物，如狼、海狸、山鸭等，在他们的经济生产上，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仅有仪式上使用的性质。他的发现本来应该为学术界澄清迷雾，然而，作为一个社会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也终于未能摆脱观念先行的习惯。于是他在匆忙之间急促地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图腾现象只能视作图腾主义的残迹，不能和氏族制的经济结构混为一谈。（图腾艺术史141）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挑剔摩尔根那个时代的学者——包括摩尔根本人。当时，当进化论诞生并迅速传播的时候，整个世界是怎样地为之震动，而世界上的学者又是怎样地为之鼓舞和心潮澎湃啊！我猜测，当时学者的精神状态有点像上世纪初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面世使他们在迷茫中找到了拯救世界的真理，狂热和激动使他们马上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参照世界上一切事物和一切行为的准则，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进化论”对于摩尔根那个年代的学者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一种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指路明灯的感觉，也是放之学术之四海而皆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中人们一有新的发现马上就迫不急待地为它排列上进化的公式了。
    显然，在发现并考察了澳洲人和北美印第安人的图腾制度之后，理智而严肃的做法首先是面对事实上的民族学资料背景将图腾制度置于整个这种大背景之下同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一个综合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和考察，而不是急切地为其作纵向的时间上的推理和想象。正如摩尔根所发现的那样，图腾制在土著人的生活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应利用已有的现实的资料作更多的深入的研究，看看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最初，在北美西北岸印第安人那高大的图腾柱被西方人发现的时候，人们都将它作为图腾主义的标志性东西，图腾柱（Totem Pole）的名字也是因此而来。可后来，经过与土著人的交流发现，这些所谓的“图腾柱”并不完全同图腾有关，其表现内容主要是土著人的祖先传说、神话故事等等。即使某个柱子上雕有本氏族的图腾，它也并未在图腾柱上占据着主要的位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马林（Edward Malin）在他的《太平洋西北岸的图腾柱》一书中提到，华盛顿大学的委埃拉·加菲尔德博士曾反复强调西北岸的图腾柱根本就不是图腾，更适合它的名称应该是雕刻柱而不是图腾柱。委埃拉·加菲尔德博士一度曾致力改变“图腾柱”的命名，但她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为她发现“图腾柱”这个专有名词已在文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因而任何写作者都不可能将它放弃。鉴于这种情况，马林先生虽然是加菲尔德女士的积级支持者，最后却也还是不得不用“图腾柱”这个词来为自己的书命名，同时，为了澄清这一点，他为“图腾柱”重新下了定义。他说：“那么什么是图腾柱呢？西北岸印第安人的图腾柱不过是一种巨大的雕刻柱，为同一血缘的人群或是氏族出于纪念某一历史事件或是神话典故而树立的，它完全属于一种社会秩序而不是宗教性的。一些形象也许具有图腾的含义，但大多形象同集团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身份有关。有的柱子描写了单个的事件，也有的同集团的历史传统或近似于历史传统的多重事件有关。
    （原文为：What then is a totem pole? The totem pole 
    at the Northwest Coast Indians was a Large carved column raised 
    by a Lineage or clan for the purpose of  commemorating an event, 
    historical or mythological, within an entirely social (not religious) order.
    Some of the symbols might have totemic meaning. 
    But the vast proportion of Symbols relate
    to a group’s social offiliations and status. 
    Some poles depicted only single while others related multiple 
    episodes associated with the historic 
    or quasi-historic traditions of a group.）（P6）
    乔治·彼得·穆达克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中曾提到乌鸦纹饰经常不是属于鸦（图腾）氏族所有，而是属于鹰（图腾）氏族——这一事实使一些人类学家同样感到困惑。因此，此种纹饰似乎不是真正的图腾象征而是世系的标志，它们指示一个人的家世，而类似联姻关系。海达人不把兽类看作是自己的祖先，也不膜拜或禁忌，氏族也不采用它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拥有高大的图腾柱，有时高达六十英尺。（原始21页）（《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中译本151-152页）
    图腾在图腾柱中并不占有显要的地位，这似乎透露出图腾制度在西北岸印第安人那里也只是其整体文化习惯和宗教风俗的一部分，而且是并非主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非得说图腾制度已经没落了的话，我们就必须得作出一个图腾在没落之前曾一度繁荣的设想。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设想并非理智，那么我们就得必须认真地承认：图腾制度在近现代的落后民族中本来就不占有显要的主导的地位，至多是氏族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与之相对应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如此，考古发现中所透露出的可能与图腾有关的信息在新石器时代较旧石器时代的丰富性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图腾文化恰好处于繁荣时期，而并不是什么没落期，只不过图腾文化在石器时代仍然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原始人精神生活中占主导的并非图腾，而是围绕着至上神崇拜而衍生而成的包括偶像崇拜在内的原始宗教文化，也可以不很精确地称之为巫术文化。W·冯特发现：“图腾动物经常被解释为是部族祖先，这种解释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一方面，‘图腾’是某一部族的名称，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祖先名称的一种象征。在后一种关系中，它具有一种神话的含义。（原始文化，78页）”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与动植物——尤其是动物——关系极为密切的图腾文化正是从原始宗教中派生出来的。在原始人那里，人与至上神之间的媒介（那时候没有上帝之子）权力被一些动物（偶而是拟动物化的植物）所篡夺，代表氏族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转到 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