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央集权化进程的表现君主专制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向上负责和总体向皇帝负责的官僚群实现的。纵观封建时代，君权是朝着强化的趋势发展的。而中央集权则是君权的直接基础。其中央集权化进程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财政上，收利权归于中央政府中国历来是小农的国度，农业收入占最大宗。要保证赋税的源源不断，就必须将农民固定于土地上，将财货层层上缴。例如，西汉实行“编户”制度；东汉“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光武帝纪》）。从隋唐开始确立定制，中央设户部，专门负责全国户口、土地、赋役、钱粮、财政收支等职事。宋朝规定，各地方每年的财政收入，除少量截留作地方开支外，其余钱帛均须上缴中央财政，中央三司使总管全国财赋及调度各路设转运使分领其事。除农业税收外，统治者对盐、铁、铜、钱币等也注重管理。例如：汉武帝曾规定盐铁官营，严禁私人煮盐、冶铁，由大司农主持盐铁事务。还设置榷酒官，酒的贩卖酿造由国家统一经营。盐、铁、酒的专卖，成为国家重要财源。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各地所铸钱币集中于京师销毁，中央铸造标准的“五铢钱”，盗铸者是死罪，货币的统一，有利于国家经济基础的稳定和赋税的征收，因此国家统一铸钱，成为封建社会的传统国策。第二、中央宏观调配全国军队，皇帝总揽兵权中央集中军权的办法主要有：其一、建立占绝对优势的常备军，保卫京畿、重镇。例如西汉羽林军，宋代禁军。其二，剥夺功臣勋将的兵权。例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其三、中央设置“互相维制”的军事指挥系统。宋代中央通过三衙即殿前司、侍卫亲军与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实现对军队的缩统领，调动和指挥，发兵权则归文人主持的枢密院。实行“更戌法”，士兵每三年换防一次，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2《兵考》）。明代设五年都督府掌兵事，各领所属司、卫所。都督府不直接统军，遇有战事，皇帝临时任命总兵官指挥。军队调遣和训练归兵部，皇帝总揽全局。其四，加强对各地驻军的监督。明代军队平时派驻有监军，战时“多有巡按御史及督军纪功御史等官，以旁核奏”（《廿二史礼记•用兵有御史核奏》）。第三、剥夺地方权力，官吏由中央统一管理西汉初期，汉高祖实行“双轨”政治，郡县与王国并存，各藩邦有权任命官吏的权力，有统军权和财权。其结果使诸侯势力扩大，酿成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于是出现了文帝的“众建诸侯之策”和景帝的“削藩策”；汉武帝时，推行强有力的“推恩令”，使王国势力衰落。隋统一后，将任免郡县长官以下官员的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严禁“自聘属吏”。中央设吏部，任何职官，统一由吏部考核任用和管理，这是任官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科举制的实行，将选官之权掌握到中央政府手中。郡县长官每年到都城向中央述职，接受检查，又规定任期三年，轮流更换。州县长官均由中央委派，一般由吏部提名，由皇帝直接任命或呈旨照准后任命。以后各朝代，大致因循隋制。第四，建立自下而上的诉讼程序和重大案件上报复审制度在诉讼程序上，自汉朝起县、州、中央的三审制，由县而州而中央，层层制约。州县长官监临一方，职在“审察冤屈”，但重要案件的审判必须经由中央司法机关。从隋朝起，中央设刑部，掌全国司法行政及审判等；唐朝大理寺是全国的最高法院，审判来自各地的疑难案件和都城官员违法案件，死刑只有报经大理寺复查核实，由刑部或中书看上奏，呈旨批准后方可执行。北宋建立之初，就着手剥夺方镇使的司法权。962年，宋太祖下令此后各州的死刑案件，必须报告朝廷，由刑部复查。唐朝还实行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共同参与断狱的办法，此种熔司法审判、行政、监察于一炉的体制，为后世“三法司”开了先河。清朝曾有过“九卿会审”的司法实践。第五，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加强思想控制政治要求秩序，思想要求超越，这是一对不可克服的矛盾。专制政治不仅要把体制、规范、设施等纳入统一的轨道，而且要钳制人的思想自由。秦始皇时代推行“焚书坑儒”；儒家学说从此被高张为官方的政治哲学。明清两朝倡导“新儒学”——理学。科举考试专以钦定的“四书五经”命题，以政府指定的朱熹等人的注疏为依据，不许自由发挥。加之文字森严，到情乾隆嘉时代，知识分子大多钻进考据、训诂之学，从古书中去生活了。对中央集权的结果，朱熹评作说：“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甚至连思想开空的几片云彩也一同收了。中央集权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君权。皇帝在中央体制的的保证下，才能有效地专断独裁。全体臣民，在皇权的鞭子下任由驱使，文臣武将，有如仆录。这是中央集权的必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