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作者简雄）

　　晚明以来，全球化贸易浪潮顽强地冲击着闭关锁国的中国市场，商业渐成势力，出现了许多商帮名贾，尤以晋、徽、齐鲁、江右、洞庭、宁波、龙游、闽、粤、陕等最为著名，史称“十大商帮”。江浙福地，商贸繁盛，人文荟萃，商人的生活自然进入了文学家的视野。以苏州人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湖州人凌濛初（1580—1644）的“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市井小说对商人多有描写。据初略统计，“三言二拍”二百卷里大大小小的商人形象不下百人，其中徽商、洞庭商（苏商）最多，且议论精到，浙、闽、粤、陕等商也有涉及，足可窥见商业已然融入当时社会生活的状况。
　　　　　　　　　　　　　　　一
　　应该说，“三言二拍”对商人的看法，仍然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商”的基本评价，但在社会出现重大转型的晚明时期，冯、凌两人刻画的商人形象，不过是“以商言世”，表明了文人士大夫对炎凉世态的看法。因此，“三言二拍”里的商人，善恶并存，忠奸掺杂，利来息往，有亏有盈，恰如世情一般呈现多样性。
　　商虽为“四民之末”，却经营不易。《喻世明言》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抄录古风一篇，单道为商的苦处：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
　　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
　　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
　　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
　　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
　　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
　　请看江上信天游，拙守何曾阙生计？

　　踏破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商人在近世中国社会搅出多少风流故事来！如诚实经营的小商人秦重（《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在风月场中一掷千金的徽商孙富（《警世通言》卷三十二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都早已广为人知，《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可看作是晚明商人生活的典型。九岁便随父在粤地闯荡的蒋氏“生意行中，百般都会”。十七岁丧父，蒋兴哥只好离别新婚妻子，独自远出谋生。岂料在广东得了疟疾，误了新年归期，真个是“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娘子思夫心切，听信算命先生胡言，“一日几遍，向外探望”，被也是远地经商的徽商陈大郎看中，从此生出一场千回百转的波澜。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市井人物如薛婆、陈大郎妻平氏，以及知县吴杰等等，和早些时候的《水浒传》、《金瓶梅》相似，如鲁迅先生所言，这类“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基本体现了晚明的社会风貌。
　　“三言二拍”中直接以商人为第一主角的篇什并不多，多为“以商言世”，但一旦商人走到前台，此卷小说则必定充满传奇色彩。我认为，大抵是因为商人行走江湖，阅尽世间所有，本身的经历就为故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喻世明言》卷十八 “杨八老越国奇逢”说了一段陕商杨复的奇事。杨复在闽地经商被倭寇劫去19年，又被充做倭人到沿海劫掠，终于和家人团聚。小说虽反复强调说的是元朝故事，但黄仁宇先生在名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中断言：“将嘉靖间倭寇事迹，讳称元代，显系避免评议当日政府。”明朝倭寇实为因“海禁”而由中国商人组成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今人樊树志所著《晚明史》，已对这段公案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晚明史》第30—4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二
　“三言二拍”描写商人时，往往对各地商人的特点都有十分精彩的议论，尤其对活跃在自己生活区域内的徽商、苏商、浙商等评价相当精到。如冯梦龙对家乡“洞庭商帮”的议论堪称经典：“话说两山（指苏州太湖洞庭东西山——引者注）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对徽商的评价就更多，最经典的是凌濛初这一段：“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另有对徽商的点评也很有意思，如《拍案惊奇》卷二十四中有：“元来徽州人心情俭啬，却肯好胜喜名，又崇信佛事。”《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中又说：“元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指官吏和女色——引者注），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悭吝了。”
　　再如评价江浙商人，《二刻拍案惊奇》借官员马少卿之口说：“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看足下器体，亦非以下之人。”（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这段故事说的是浙商蒋生在江西经商的奇遇，因治好马家千金小姐的病而与小姐成婚。这段议论虽是赞商，却仍见“士”与“商”的地位差异。
　　大约是受生活地域的限制，“三言二拍”里对北方商帮劲旅晋商的评价并无只字。不过，学界认为，晋商走红主要是在易代后开设票号时期，而冯、凌生活的晚明，晋商在江南的影响可能还不及陕商，用汇票结算交易尚未见，从二百卷中描写最大一笔十万两的交易都为现银这一点来看（《拍案惊奇》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此论不谬。从后来平遥“日昇昌”留下的史料证实了这一观点。
　　一般认为，“三言二拍”创作的时代，江南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城镇家庭手工业极其发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如至今号称“东方第一绸都”的盛泽在当时已十分了得，《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对盛泽有一段诗文并茂的描写：“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大约对家乡的这等景况太熟悉了，冯梦龙犹觉意犹未尽，又录古风一篇：
　　东风二月暖洋洋，江南处处蚕桑忙。
　　蚕欲温和桑欲干，明如良玉发奇光。
　　缲成万缕千丝长，大筐小筐随络床。
　　美人抽绎沾唾香，一经一纬机杼张。
　　咿咿轧轧谐宫商，花开锦簇成匹量。
　　莫忧八口无餐粮，朝来镇上添远商。
　　这类议论，已具有研究商人与近世中国的史料价值。

　　　　　　　　　　　　　　　　　　　　三
　　　按鲁迅先生的分类，明小说有两大主潮，一为神魔之争，如《西游记》；一为讲世情，如《金瓶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全集》第9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三言二拍”当属后类，“以商言世”不仅丰富了小说的题材，作者还借商人一族对世态进行批判：“而今总是混帐的世界，我们又不是甚么阀阅人家，就守着清白，也没人来替你造牌坊。落得和同了些。”（《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刻画商人当然需要细节，“三言二拍”里大量对商人生活细节的描写，无疑透露了晚明中国社会商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如现银交易、解铺放贷、商业合同、文人下海，不仅已有海外贸易，还有外商来中国经营。从探讨“士商相杂”和社会阶层的视角，我以为，有两篇小说值得一读——
　　《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说的是明朝家住苏州阊门外的书生文若虚，下海经商，“却又百做百不着”。譬如到北京贩扇子，请出“吴门四家”，“搨了几笔，便直上数两银子”，结果北京当年偏偏阴雨连绵，不仅扇子卖不掉，扇上胶墨还粘做一块，弄得血本无归。没奈何，邻居张大等请他随同去做海外贸易，送了一两银子，本是看文若虚有文化，“在船中说说笑笑”，聊解寂寞而已。文氏便将这银子买了东西山产“洞庭红”橘子百余斤，本意是途中解渴。岂料到了吉零国，“洞庭红”大受欢迎，竟赚了个一本万利。归途遇风，船泊荒岛。文若虚上岛闲走，意外发现一只罕见鼍龙壳，“却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到得福建，入住一波斯商人开的大旅店中。那波斯商人识货，以五万两纹银买下鼍龙壳，并一定让文若虚签了买卖合同，才说出鼍龙壳的珍贵，原来那鼍龙壳有二十四肋，脱壳后肋节内有珠，唤做“夜明珠”。文氏虽让波斯商人讨了便宜，但自己也一举成富。小说对明际商场多有妙笔，如海客归国经福建，当地已形成了庞大的服务业，“才住定船，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个不住。”这情景很像现在各地车站码头拉客的景象。波斯大店则就是当下的外商独资星级大饭店无疑。关于波斯商人在中国经商的事，在《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中还有记述。尽管在“三言二拍”二百卷里，文人下海经商致富的故事仅此一篇，但仍能说明晚明中国社会中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已受到冲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商’经历了由末到本、由末而首的上升性运动过程。”（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193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另一篇值得一读的为《拍案惊奇》卷十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说的是一个开当铺的徽商卫朝奉如何乘人之危，占人房产的故事。小说中用了大段篇幅描写开当铺是如何赚黑心钱的：“却说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兑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一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真个道尽了“行商辛苦，坐商奸诈”。
　　“为富不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商人的一般看法，凌濛初很幽默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大凡富人，没有一个不悭吝的。惟其看得钱财如同性命一般，宝惜倍至，所以钱神有灵，甘心跟着他走。若是把来不看在心上，东手接来西手去的，触了钱神嗔怒，岂肯到他手里来？故此非悭吝不成富家，才是富家一定悭了。”商人固然有钱，但富人并不都是商人，譬如后来的民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道出了这一区别。还是凌濛初点破了世情的真相：“罗仁卿是个白身富翁，见县官具帖相请，敢不急赴？即忙换了小帽，穿了大摆褶子，来到公厅。”（《拍案惊奇》卷二十九“逼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可见，商人哪里敌得过官人？有钱哪里比得上有权？
真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冯梦龙看得真切，单用四句诗说那世情：
　　世事纷纷一局棋，输赢未定两争持。
　　须臾局罢棋收去，毕竟谁赢谁是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