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为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台籍志士来到大陆，成立抗日团体，投入祖国抗战。在国民党中央的帮助下，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要求设立台湾省政府，发起复台宣传运动，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参与台调会接管台湾的设计及人员培训。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台籍志士积极参加台湾接收与重建，为台湾回归祖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学术界对台籍志士与台湾光复的关系论及甚少。本文拟考察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复台活动，证实台湾光复与广大台胞的努力不可分开。

   一、台籍志士参加祖国抗战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广大台胞自发组织起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死伤数万人。血的事实告诉广大台胞，要想摆脱压迫，仅靠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必须自强不息，争取借助祖国力量。1920年代，台籍青年承先人遗志，辗转来到内地。在广东、北京、武昌、上海、南京等地，他们组织团体，有北京台湾青年会、韩台革命同志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台湾民主党等，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1]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台北芦洲人，1906年生，青年时期在岛内自发参加反日活动。1924年投奔大陆，6月在广州参加广东警卫军讲武堂，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旋离校。1926年12月，李肇基等人酝酿成立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编辑出版《台湾先锋》杂志。得到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支持，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更名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参与者有张克敏、李祝三等人，属秘密结社，利用报纸、宣传文书等，联络台籍青年，从事革命工作。

     1927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2周年的日子，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祖国现在已进入革命发展的时期，我台胞应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我们每想念及台湾，便会联想到我们的总理，他虽然已经逝世了，但是他的伟大精神仍继续在指导东方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我们知道孙先生逝世的日子，就是我们失去了伟大领导者的日子，同时也是叫我们应肩起一切革命责任的日子。”台籍青年呼吁，“中国民众团结起来援助台湾革命！毋忘台湾！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2]

    谢雪红，女，台湾彰化人，1901年生，本名阿女，苦力的女儿。1925年4月到上海，逢五卅运动，她参加游行，接触中共党员。此后，她化名“谢飞英”，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结识潘钦信、蔡孝乾、翁泽生等台籍青年。1926年，谢雪红、林木顺经中共党员的推荐，前往莫斯科。她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读，林木顺入中山大学就读。[3]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建党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照相馆二楼举行。除中共代表彭荣（彭湃）和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外，参加者有台籍青年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人，选出中央委员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缺席）、洪朝宗（缺席）、蔡孝乾（缺席），候补委员翁泽生、谢雪红，书记林木顺，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组织上归日共领导，业务上由中共代为指导。[4]受共产国际“殖民地人民要争取独立”政策的影响，台共制定了政治纲领：“1、打倒总督专制统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台湾人民独立万岁。3、建立台湾共和国。”[5]台共主张台湾独立，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前提和目标的，这与祖国大陆人民打倒列强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台共这一纲领在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1928年6月，谢雪红返回台中家乡。11月，日共的新指示传抵台湾，谢雪红召集林日高、庄春火在台北家中开会，谢雪红获选中央委员。台共人数甚少，群众基础薄弱，毫无实际斗争经验，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影响。台共一开始就与台湾本土资产阶级划清界线，放弃列宁的先联合进步资产阶级完成民族独立的斗争策略，发动对本土资产阶级的斗争。台共激进的政治主张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脱离岛内的实际情况，新兴的台籍资产阶级避而远之，未得到充分发动的弱小工农群众无法跟随台共，得不到广大民众的呼应。法网严密的台湾总督府对台共严厉打击。1931年6月，谢雪红在台北被捕，被判刑13年。

     1895年5月，丘逢甲领导反抗割台，结果失败，返回广东梅县老家。其子丘念台只有2岁，跟着家人内渡。丘念台15岁时，丘逢甲告诉他：“你明年十六岁要成年了，我命你别字叫念台，有两个意义：第一、是望你不要忘记台湾，一定要继我的志恢复台湾省，拯救那四百万的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第二、是明末清初有个民族意识坚强的学者，叫刘宗周，他的别号也叫念台，我希望你学他的立志和为人。”[6]

     1918年前后，丘念台进东京帝国大学，结识了林献堂、黄国书、黄朝琴等人，与居留日本的台籍青年建立良好的友谊。他学得采矿法与企业管理，1925年春，返回广州。

     久住广州的台籍青年刘邦汉结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丘念台，过从甚密。1927年，台籍青年林云连等内渡厦门，转至广州，无意中相遇刘邦汉。他们结为同志，时常讨论有关台湾革命问题，于1932年3月成立台湾民主党。1933年10月19日，在广州的台籍志士林云连、余长啸、黄文光、刘武刚等人宣誓：“为我大汉民族争光荣；为我台湾同胞争自由。基于民族自主精神，创立台湾民主党。团结台湾四百万汉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日政府，建设台湾民主独立国。”[7]丘念台、林云连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党，要求建立“台湾民主独立国”，是要继承1895年丘逢甲等人建立的“台湾民主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台湾。他们编印抗日刊物，活动于华南一带。台籍志士追求台湾独立，就是要摆脱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其矛头指向日本侵略者，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

     台籍青年承先人遗志，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奔走呼号，历尽艰危，不断苦斗，就是要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他们对多灾多难的大陆同胞寄以无限的同情，渴望中国反帝革命运动的成功，希望祖国同胞能够施以援手，帮助他们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大陆成为他们游学和开展反日活动的场所，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目的就是要两岸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重投祖国怀抱。20世纪初的中国多灾多难，无力收复台湾。台籍志士呼吁大陆同胞关心台湾，历经挫折。

     台湾总督府不能容忍台籍精英的反抗运动，屡兴大狱，引发台湾独立事件、黑色青年联盟事件、北京新台湾安社事件等案，文化协会、农民组合遭检肃，1931年台共被破坏，民众党被扣上“绝对反对总督政治和民族自决主义”的罪名遭到禁止。对台籍青年在大陆的抗日活动，台湾总督府秘密侦察，严厉打击，许多人被捕。

     日本帝国主义有恃无恐，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运用领事裁判权与对岸政策，遣送一些台籍流氓到大陆贩毒，从事不法活动，破坏台胞与祖国的传统关系。内地部分民众对台湾人由“疏而远之”一变而为“恨而恶之”，一些台胞陷入“既不容于敌人又不容于祖国”的苦闷中，特别是在抗战前回内地的台胞体验最深。这种苦闷一度变为恐怖，在“宁错杀百人，不轻放一人”的口号下，一些台胞被内地军民疑为“日谍”，生命随时受到威胁。

     台籍青年组织的抗日团体曾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但蒋介石害怕刺激日本侵略者，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与台胞的抗日组织接触，大陆一度高涨的反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斗争渐趋沉寂。台籍青年痛感只有祖国强大，才能拯救台胞，遂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祖国革命不成功，台湾将无以光复。台籍青年纷纷返回内地，投军效命，奋勇先登。祖国抗日军兴，岛内外台胞，欢欣鼓舞，认为祖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台胞必可重见天日。台籍志士李友邦成立台湾义勇队，还组织台湾少年团。

     台籍志士谢南光（原名谢春木）是1920年代台籍精英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领导人之一。他以记者身份，来到大陆，不断向岛内民众报导内地社会状况。1938年9月18日，谢南光等人发起成立“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加强内地台湾人的联合。他们认为，“台湾革命乃中国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成功之日，即台湾各民族争得自由解放之时，故必须发动台湾各民族参加中国抗战。”对中国各党各派凡坚决抗战者，“均认为师友，以求其教益与援助。”[8]

     为了摆脱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台籍志士不断抗争，屡仆屡起，无奈日本殖民者法网严密，武力强大，仅靠台胞自身的力量，实难达成目标。祖国的抗日战争给台胞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们看到了台湾解放的曙光：“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南进根据地，就目前而论，台湾安定，倭寇则无后顾之忧，自可放胆进攻我闽粤各地，进而窥伺南洋群岛。但如台湾革命普遍发展，则倭寇之侵略政策，势必遭受重大打击。故加紧推动台湾革命，对于祖国抗战，实有莫大之帮助。就将来而论：中国欲保持强盛于久远，必须完成海上国防之建设，而闽粤海岸即成为我海上国防之重点；闽之厦门，粤之琼崖，台湾之澎湖，适互为犄角，而扼我海上交通之咽喉。至澎湖早已沦于倭寇掌握中，倘不收回，即海上国防必成残缺不全之局；欲收回澎湖，即非使台湾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羁绊不为功。再就台湾革命立场言之：台湾为一绝海孤岛，被倭寇宰割垂半世纪，欲求自由解放，固须依赖台湾同胞之精诚团结与艰苦奋斗，但日本革命势力之赞襄与祖国之积极援助，亦为不可缺少之要件。由此可知，中国欲速获得最后胜利，而保持国家之强盛于久远，必须援助台胞重获自由解放，台胞欲变奴为主，亦必须协助祖国抗战。”[9]1940年3月2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结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

二、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

     国民党中央对台籍志士的抗日立场实表支持，却又不便过于张扬，以免引起日本侵略者的警惕。到底是支持台湾回归祖国，还是独立或自治？国民党中央未给予明确答复；对台湾回归后的行政地位，是中国一行省或一特别行政区，也不清楚；对如何发挥台胞抗日的积极性，未作筹划。许多台胞回到内地，因无中华民国国籍，谋职党政机关，不敢填写真实台湾籍贯，而是报上闽粤祖居地。

     1940年在重庆的台籍志士人数渐多，约百人，有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林士贤、陈友钦领导的“青年革命党”，柯台山、宋斐如领导的“台湾人民革命党”，张邦杰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党”，组织涣散。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固然大多是国民党的忠实同志，组织名目繁多却不是一件好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有同样的感觉，与王启江、刘启光会商加强台籍志士的团结。

     为了发挥大后方台籍志士的力量，1940年3月30日，蒋介石致电朱家骅、陈立夫、王芃生：“查汪逆傀儡登场在即，我方对倭寇亟宜加大打击赞助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使其鼓励敌国人民群起革命如罢工等等以骚扰敌之势力，减其侵略势力。即希兄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为要。”[10]

     国民党中央党部奉令网罗台籍志士，成立了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该党部属秘密机构，主要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地从事抗日地下工作。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国民党的一贯做法。成立群众团体，使之接受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和指挥，有助于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但在大陆，并没有一个国民党中央认可的台湾人群众团体。在重庆的台籍志士近百人，就职于党政军多个部门，各组团体，自立山头，形不成较大的集体力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鉴于这些团体的领导人有的是国民党的忠贞党员，有的愿意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中央党部授意台籍志士刘启光等人，要促成这些团体加强团结，步调一致，服务于对日斗争的大目标。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幕后组织下，1941年2月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革命党”等组织代表齐聚重庆，李友邦、李万居、刘启光、张邦杰、李友钦等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使之成为内地最大的台胞抗日组织，实际上是国民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属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台籍志士“咸认祖国与台湾在抗战建国上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祖国抗日胜利，固为台湾民众解放之唯一要素，而台湾革命运动，对祖国抗战亦不能谓无裨益。”他们渴求国民党中央能够予以组织上的指导及经费上的资助。[11]台湾革命同盟会总会在重庆成立，设“主席团”，下分设总务、组织、宣传、行动四部，为顾全现实及防止敌人破坏，采用“双料组织”的原则，在漳州、金华两地设立南北方面执行部，指派张邦杰、李友邦二同志为主席，分别发展沦陷区及台湾岛内的组织，推进革命运动。

     饱尝日寇奴役的台籍志士眼看着祖国同受日寇的蹂躏，深知非帮助祖国获得抗战胜利，则无从以言台湾的复土，非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即无力以言帮助抗战。他们一面组织台湾义勇队，在祖国战场上配合作战，一面进行内部的团结，以加强抗战的力量。台籍志士深感，由法律上的收回台湾进而为事实上的收回台湾，必须等待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台籍志士，是要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到台湾岛内，或敌占区，进行武装斗争，发动罢工等活动，来骚扰日军的后方及侧翼。收复台湾并不是现阶段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因而，对于台湾革命同盟会，国民党中央又不便公开支持，以保持距离，留下与日本周旋的余地。

三、要求设立台湾省政府

     祖国抗战与台湾解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有台胞都能明了的。参加祖国抗战为何？台湾解放的路途何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台胞。一部分台籍精英主张台湾独立，最低限度实现台湾自治。在国民政府未明确表态收复台湾以前，台籍志士实无更好的选择，也怪不得广大台胞寻此下策。自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已成为祖国抗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胞求解放的出路不在于台湾独立或自治，而是重返祖国怀抱，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日本殖民者也不能容忍台湾独立，除非日本战败投降。台湾独立论实是异想天开，无实现的可能，谢南光、李友邦等人的台湾归回祖国论渐占上风。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林森主席发布《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12]据此，中日过去所订的条约当然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中国对日本清算已追溯到甲午战争，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台湾与东北四省及七七后沦陷区性质完全相同。至此，在大陆台籍志士中台湾独立论已失其立论余地，即台湾并非无主之国，不是殖民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曾有的“独立论”和“复归论”的论争渐趋沉寂，转向“振兴祖国，收复台湾”。

    在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不再避讳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希望该团体调整组织领导，公开接受国民党的领导。1942年3月，台湾革命同盟会召开临代会，新设常务委员会取代主席团，加强总会的领导力量，以民主集权制统一指挥下层机构，设立分会及直属区分会取代两执行部。会员有宋斐如、李友邦、谢南光、郭天乙、谢挣强、林啸鲲、李建华、林海涛、苏华、牛光祖、李祝三、柯台山、洪石柱、黄光军、张邦杰、庄泽民、王正西、王少华、张大江、吕伯镛、翁俊明、廖建策、马志德、李明法、李建南、郑崇明、林士贤。他们讨论复台大计，捐弃派别隔阂，克服个人偏见，确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为台湾革命的最高领导机关，宣示：“本会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以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13]他们力求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及组织统一，放弃台湾独立主张，以收复台湾、实行三民主义为共同目标。

     对台籍志士“归返祖国，恢复行省”的要求，内地舆论渐趋一致。一些人原则上承认复省的必要，主张“台湾设区”，也有人认为“设省之议，提非其时”。

     老沦陷区，如东北四省，在重庆皆有行政机构，有稳定的经费，以供其行政运转。台籍志士认为，台湾是中国最早的沦陷区，应比照东北等地，设立固定的行政机构，最好成立台湾省临时政府之类的机构，委派专人，拨发固定的经费。因国民政府并未将台湾明定为沦陷区，无行政区编制，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经费极端缺乏，每月的经常收入只有法币5000元，尚不足以维持交通费，更谈不到台湾及沦陷区工作的扩大。[14]

     台籍志士不甘于台湾革命同盟会仅仅停留在群众团体的位级上，希望国民党中央能够提升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层级。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大会发表《宣言》：“吾台革命者用敢大声疾呼：在情在理在势，祖国都应早定收复台湾大计。其最重要的一着，就是应该设立台湾省政府，正式承认台湾为沦陷省区，台湾设省，则在台湾的同胞相信祖国决心收复台湾，将起而抗日将连袂而起。台湾设省，则国内潜伏的台湾力量，可以表面化而用为恢复台湾的生力部队。台湾设省，则战争结束时，同盟国家不能视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国内国际乃至台湾省内的观念，将因此完全一变，而台湾的光复工作可以事半而功倍。目前增设台籍参政员，使台湾民情得以上达，尤为急不容缓的措施。台湾需要建政，亦需要建军。”[15]

     台籍志士认为，台湾革命同盟会应是大陆台湾人的总指挥部，应升格为台湾省临时政府之类的机构，国民政府应给予省政府编制的规格，应设立台籍国民参政员以参闻国家大事，应建立台湾人自己的武装，培训收复台湾的干部。以内地“川人治川”、“粤人治粤”的惯例，他们应是最佳人选，并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恳请俯念下情准予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六百万台胞得以信奉三民主义，五十年失地得以依归祖国。”[16]

     台籍志士谢南光等人在1920年代，多次发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屡遭挫折。为躲避日本殖民者的追杀，他们来到大陆，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虽身居要职，未敢忘却解救台胞的神圣使命。台湾是中国的一行省，自然应该成立台湾省政府，他们当仁不让，顺理成章为台湾省政府的负责人员。

     与此同时，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的台籍志士也向国民党中央呼吁，要求尽快成立台湾省政府。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互相指责，争夺收复台湾工作的主导地位。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用意，在于加强对内地台湾人的影响，发挥他们在复台工作中的代表性与宣传作用。因台湾革命同盟会成员不过百人，在国统区的台湾人非常少，台湾革命同盟会难免有头大身小、缺乏群众基础之憾。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不断要求，如组织升格、拨付大笔经费、提供武器弹药、给予国民参政员名额等，国民党中央不胜其烦，希望台湾革命同盟会不必计较于名份之争，应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动台胞，扩大组织，在抗日宣传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个别成员打着抗日的旗号，横行不法。1942年9月30日，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密电重庆，指责台湾革命同盟会南方执行部在福建沿海一带滥收会员、培植势力、包庇壮丁、走私毒品，建议“查该同盟会南方执行部既系非法组织，又敢非法行动，拟饬予以解散，择尤惩办，以儆效尤。”[17]蒋介石闻讯十分震怒，下令“该台湾革命同盟会南方执行部准予制止活动或予以解散，其不法分子并准择尤解由贵部依法惩办。”[18]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收复台湾已经不是梦想，而是当务之急。1943年11月21日至28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李友邦主持，增设“建政委员会”，以研究中国宪政及台湾行政之实施与计划；增设“建军委员会”，以研究及筹备有关台湾之各种军事设施与组训；增设“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事发扬台湾文化，并参加祖国文化运动，以促成台湾文化之还本归宗。李建华、柯台山提出，“请以大会名义呈请行政院，准从速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利复土工作”。谢南光提出，“请以大会名义向英、美、苏各国领袖致敬，并要求其承认台湾归还中国。”[19]台籍志士强烈呼吁，从速设立台湾省政府，设立台湾武装部队，添设台湾参政员，整备政制及军制，以确立台湾政治地位，为收复台湾作具体的措施。[20]

     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中国失去台湾，即为不完整的国家；台湾脱离中国，实无前途和幸福可言。由于台胞的力量弱小，而日本殖民势力异常强大，决定了广大台胞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摆脱日本的残暴统治。台籍志士坚决要求台湾回归祖国，恢复台湾为中国行省建制，比照内地沦陷区惯例，成立台湾省政府，以激发他们爱土爱乡的激情。他们的复台行动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关注，表示理解。内忧外患的祖国积贫积弱，全民抵挡日寇的侵略，苦苦支撑，设立台湾省政府不是不可，而经费、人员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解决，对捉襟见肘的国民党中央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何况国民党中央已经着手建立直属台湾党部，作为对台工作的责能机构。蒋介石认为，中国无强大的海空军，收复台湾只能等待有利的国际环境，即使组建收复台湾的武装部队、建立台湾省政府，也无济于事，对台籍志士的建言，觉得言之尚早，无必要立即设立台湾省政府。

四、发起复台宣传运动

     国民政府早已决心收复台湾，可惜尚未有具体政策，大陆民众对台湾问题的了解并不深刻。国际上对于战后台湾的归宿异论横行，台籍志士痛感将来解决台湾问题，实有赖于祖国人士的积极领导与援助。为解决收复台湾的当前各种问题，为设计战后的复员计划，为打破国际上对台湾的错误认识，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起了复台宣传运动。

     1942年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光复台湾宣传大会”，覃理明副院长任大会主席，章渊若先生代表吴铁城秘书长，司徒德先生代表孙科院长，黄少谷厅长代表政治部到会发表演说，阐述台湾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和收复台湾的意义，认为这关系到中国国防的建设，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关系着太平洋永久安全的奠定。民众一千余人参加。林友鹏呼吁“台湾同胞为一远离母怀之孤儿，今彼伸手向母，要求回归怀抱，祖国之同胞，犹忍坐视不舒一臂助乎？”黄少谷、丁超五、宋渊源、林作民等发表演讲，一致认为大陆民众过去对台湾情形实在太隔膜，甚至有非常错误的认识，今后应该加紧宣传，使国内外人士皆知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一部份，台湾人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丁超五提议，文化界宜举行一“台湾日”，加强宣传。当场推出丁超五、宋渊源、宋蕉农、戚长城、林劲风五人负责起草组织“台湾光复协进会”，来帮助台胞收复失土。当晚，在中央广播电台举办宣传大会，由梁寒操副部长、吴茂荪先生及林啸鲲同志分别以中、英、台语广播。陪都大报辟出专栏，登载中枢各部门负责人士的复台言论，激起全国同胞的关注。[21]

     台湾有两个岛耻纪念日——“四一七”与“六一七”。“四一七”是《马关条约》的割台纪念日，是台胞的卖身契。“六一七”是“台湾始政纪念日”，这天日寇在台湾开府设治，每年在这天庆祝他们征服台湾的功绩，但是台湾人从这日起，便开始受人宰割与奴役。

    台湾复省运动在重庆反响颇大。社会各界人士或口头声援，或为文加以宣扬。各报的台湾复省运动特刊在4月17日同时出版，这个台湾沦陷的惨痛纪念日一变而被规定为“台湾复兴日”。

     4月17日，在渝台胞为《马关条约》签订四十七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本会谨率全岛健儿，献身党国，效命疆场，挞彼倭寇，光复家邦。”[22]致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本会附依辇毂，尤感兴奋，谨率台湾健儿，待命孤岛，伫望鞭策，以事驰驱。”[23]

     6月17日，为日本侵占台湾四十七周年，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举行纪念大会，福建同志在永安、漳州及泉州同时举行大会，发行特刊，以武力袭击厦门。

     为扩大抗日复省运动，台湾革命同盟会发动广播宣传，在陪都方面，每星期五、六及星期日，在中央广播电台由柯台山及谢挣强担任台语广播；在浙闽方面由李友邦指导“对敌广播班”，推行台语广播；在永安方面，由谢南光指导留闽同志作广播宣传，定期分析敌国政治军事经济情势，说明日寇必败的原委，加强必胜信心，宣传战后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消灭一切帝国主义的罪恶，建立坚强康乐的新台湾。

     谢南光负责筹备发行《新台湾》期刊，并编印台湾丛书，宣传三民主义及台湾事情，教育同志。成立“新台湾”社，由谢南光兼任社长，林啸鲲担任主编，第一期于1943年4月15日出版。[24]

     1941年12月，日本空军从台湾的基地发起进攻，轰炸菲律宾美军。节节败退中的美军高层终于认识到台湾在西太平洋巨大的战略价值，攻克台湾成为盟军的目标。对于盟军占领台湾后如何处置，美国有三种意见：“台湾可独立和自治；归还中国；设立一临时联军托管制，在托管期间，台湾人民可准备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他们的最后政治命运”。[25]

     美国著名的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的编辑人，共同组织一个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的委员会，于1942年8月刊发《太平洋的关系》。11月4至6日，重庆《中央日报》连续译载该文。其“第四章”提议战后在太平洋建立一条防御地带，主张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共管有关这条防御线内一切据点。[26]美国学术界设想战后由联合国共管台湾，来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地位。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任人摆布。近五十年日本的残暴统治，无法泯灭广大台胞心向祖国的赤子情怀。台籍志士对“台湾归国际共管”极感愤激，阐明台湾人民的态度，纠正国际上的谬论。

     1943年4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本会今复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且系郑成功荜路蓝缕所开辟者，台湾人民百分之九十三为中国人，若以土地人民而论，台湾之归还中国，应无疑义，故去年创立大西洋宪章时，颜露尔将军告中国人民书，曾大声疾呼曰：‘将来大战结束以后，过去日本利用武力以取得之殖民地，应一律脱离日本之桎梏，朝鲜应使独立，满洲及台湾，中国人达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自应归还中国’，此种正确理论，当为吾人所爱戴，且台湾革命起自满清，迄至今日，其中心思想，则为排除异族，倭寇之所谓台湾难治者，则因台人具有伟大坚强之民族革命精神也。台湾一日不能获得民族自由解放，则台湾革命将无止期，台湾革命倘无终止之日，则东亚已无和平可言，遑论世界和平，本会深望世界有识之士，为使实现世界和平，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27]

     6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再次发表宣言：“我们身上流着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要求尊重人民意志的民权，我们信仰民主主义，同时我们欲以诚恳的态度，请求同盟国各国政府根据大西洋宪章及二十六国宣言，待遇台湾，以解决战后的台湾问题，即请求援助我们达到复归中华民国的目的，解除我们四十八年来的奴隶生活，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建设自由平等互助的新世界。现今国际中尚有若干人士主张于战后国际共管台湾，这种思想不问其动机是善意抑恶意，事实上乃帝国主义残留形式，违背大西洋宪章，无视公理与正义，我们台湾人必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反对这种思想及这种措置，我们不愿做一个主人的奴隶，更不愿做一种奴隶去服事许多主人。”[28]

     台籍志士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发起复台宣传活动，代表600万遭到奴役的台胞，表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乃闽粤移民的后代，台湾是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历史事实、人心向背上，台湾都应在日本战败后回到中华祖国的怀抱。这抒发了广大台胞回归祖国的心声，尽管他们的分贝还不太高，依然向世人昭示着台湾与祖国的血脉情怀。

五、参加收复台湾工作

     《开罗宣言》发表后，收复台湾提上议事日程。1944年3月中旬，国民政府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任命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沈仲九、王芃生、钱宗起、周一鹗、夏涛声为委员。[29]

     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一直呼吁设立台湾省政府。蒋介石未直接授权台籍志士负责台湾复台大计，主要考虑到台湾何时回归仍在未定之天，即使日本战败，最先登上台湾岛的可能是美军或英军，中国政府至多负责行政部分，未来台湾军政府的设计牵涉到盟国的利益，中国单方面无权决定，故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调会，为收复台湾预作准备，避免立即成立台湾省政府可能带来的种种麻烦。蒋介石更深一层的考虑则是，大陆各地的地方主义盛行，“川人治川”、“粤人治粤”，各省的省主席、省党部主委多由本省人士出任，令中央对地方难以控制，使国统区流于诸侯割据的局面。为了使中央政令有效贯彻到地方，必须扼制地方主义，所以对于台湾这块即将回到祖国怀抱的土地，蒋介石未起用台籍志士直接负责复台大计，而采用人地相宜的原则，由曾在福建工作的陈仪来担纲。这不免令想为台湾光复赴汤蹈火的台籍志士大失所望。

     对于台湾革命同盟会和直属台湾党部的台籍志士，陈仪并无门户之见，根据蒋介石的批示，设法网罗，以充实力量，协调党政关系，凝聚合力。先后参加台调会研究工作的台籍志士有林忠、李友邦、李万居、谢南光、谢挣强、黄朝琴、林啸鲲、游弥坚、刘启光、宋斐如。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王泉笙为台调会委员。[30]参加“台湾党政干部训练班”教学工作的台籍志士有黄朝琴、宋斐如，学员有连震东、谢挣强、柯台山、李佛续、曾溪水。

     收复台湾后建立何种行政制度？1944年7月，台调会召开座谈会。林忠认为，“台湾完全与闽省（即闽南）相同，而且在日人占领之下，其民族思想特别浓厚，所以台湾不宜视同蒙、疆等地，应视为内地的一省。但情形容有特殊，有些设施可暂与各省不同。”

     黄朝琴建言：“台湾是从前的一省，所以收复必须改省。台湾离开祖国将五十年，政治、经济、建设以及风土习惯和国内相差很远，希台湾收复以后五六年内，以维持现状为目的，不以实验的名义而以实验的方式来治理。将来台湾省的制度，必须以单行法制定，不必与各省相同。……行政机构有考虑的必要，日本在台湾的制度很好，原有的总督府，只须名称的取消，改为省政府。原来的总督府的机构不予更动，内地各省政府的机关太多，于台湾人不习惯。五十年来台湾的系统都是一元化，如遽加变更，使台人无所适从。”

     谢南光有同感：“台湾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程度等，其水准均在水平线以上，所缺者党化教育思想教育而已。祖国于收复台湾，应尽量利用台湾的设施发扬光大，利用台湾建设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和人才来重建台湾，来建设祖国。人才与经验的交流实属必要。台湾各种制度设施中，优良者予以保存运用，不合国情者予以铲除。……台湾受过小学教育的有三百余万，中等教育的有三十万人，大学及专门教育的有五万人，不能说无人才可用，只在用之得法。台湾人受日本教育，对于国文素养尚差，故在考试方面，将来应以十年为期，实行特别考选制度，由考试院划定为特别考选区，准予以日文应试，因为由中学改授国文至大学毕业，需时十年，十年以后，即可撤销。”[31]

     台籍志士主张，应设立台湾实验省，重用台籍人才，采取渐进政策，恢复并发展台湾的经济。经过几次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在接收台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应设立一过渡机构以保证接收的顺利进行。《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凝聚着台籍志士的心血。

     收复台湾在即，台籍志士跃跃欲试，想参加到复台的实际工作中，并担任大任。1945年2月13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要求我政府或盟军给予我人武装，在台湾战事揭幕时，听候驱策。我人深验日本在台湾尚有不可轻侮之实力，仅台籍壮丁即有百四十万人，此项人力不可为敌所用。台湾每年过剩米谷五百万担，可养三百万大军，此种物力更不应为敌所用。我人愿向台湾岛内作有效之宣传，鼓动并向导工作，组织游击队，协助我盟军，以减省流血而达成迅速胜利，累数十年之斗争经验，大义当前，应不让人，时机业已迫切，愿祖国及时领导，使我人参加台湾光复之神圣战争。”[32]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2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因盟军不登陆台湾，改由中国军队接收台湾日军投降，为统一接收起见，几日后，蒋介石任命陈仪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如此，台湾军事接收与行政接收皆归中国政府执行。

     此时，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拟设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组分担办理，推举张邦杰为军事组组长，陈幸西、王民宁为组员；李万居为政治组组长，谢南光、谢挣强、林鸿鸣为组员；庄希泉为经济组组长，王蕴玉、苏铁化为组员；宋斐如为文化组组长，林忠、连震东为组员。[33]恳请国民党中央，派遣台籍志士参加复台实际工作，委以大任。

     针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多次呼吁，国民党中央、国民参政会都有吸纳台籍志士参与复台工作的共识，蒋介石希望陈仪接收台湾，应注意吸纳台籍志士，如谢南光、宋斐如、丘念台等人。

      台籍志士辗转来到大陆，为了台湾回归祖国，数十年南北奔走呼号，流尽血汗。他们渴望能为台湾光复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日本投降之际，他们由“保卫祖国，收复台湾”，而萌发“建设台湾，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国民党中央虽加以扶持，帮助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许多机构录用台籍人士，但他们想承担更重的责任，发挥更大的才能，而不是仅仅去提出建议，充当慕僚，何况当时大陆各省，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委多由本省人充当，台胞要想在大陆各级部门任高级官员比登天还难，依此惯例，在台籍志士看来，台湾是他们的家乡，台人为何不能治台？他们为何不能任未来台湾省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让外省人来发号施令呢？此乃人之常情。国民政府未能倾听台籍志士的强烈呼吁，仅是吸纳了部分人士，不免令他们失望。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制度是为台湾过渡不得已而设计的产物，台籍志士并不反对，甚至表示支持，如果首任行政长官或公署高级官员多为台籍，问题是自大陆派去大批高级官员，无异令台胞有外来统治者之感，不过是日本人换成了外省人。1940年代的中国，仍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阶段，地方主义充斥各地，非常普遍。我们不必用现在的眼光来苛求那个时代的台籍志士。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成员积极参加台湾光复工作，对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台籍志士李友邦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三青团台湾区部筹备处主任。王民宁等代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加了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黄国书参加台湾军事接管工作。宋斐如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连震东任台北州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挣强任台南县虎尾区区长，柯台山任台湾日报社长，李佛续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工矿专员，曾溪水任台南市区长，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黄朝琴任台湾省议会议长，游弥坚任台北市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谢南光因另有重任，未返台。至此，台湾革命同盟会完成了它的使命，宣告解散。

     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地缘意识十分强烈。台湾本土精英自称“唐山”，称外省人为“阿山”，对曾留居大陆一段时日再返台的台人称为“半山”。两岸分隔五十年，无论经济发展、社会制度，还是文化风俗、民众心态都有很大的差异。台籍志士早年离开家乡，投身内地革命运动。因群众基础薄弱，年纪尚轻，少行政历练，缺乏与国民党高层的人脉关系，蒋介石未敢大胆起用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等人承担收复台湾的领导工作，丧失了一次拉近台胞与国民党中央心理距离的机会。台湾光复，仅仅是物的回归，而人心的回归却没有实现。其根源在于，国民党中央从扶植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就视该组织为群众团体，未将其定位为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对谢南光等人在台湾与内地之间的桥梁作用未予充分重视。

    作为内地最大的台胞抗日复省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团结台籍志士，放弃台湾独立论，积极投身抗日战争，鼓吹台湾归回祖国不遗余力，反对国际共管，参加收复台湾的设计，为台湾光复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思想与行动是六百万台胞心向祖国的集中体现。事实充分证明，台湾能够回到祖国怀抱，是与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多年努力分不开的。所谓“中国代表盟军占领台湾论”、“台湾回到中国与台人无关论”完全是对广大台籍志士的污蔑和对历史事实的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