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大陆主流媒体密集报道，提出解决办法。《中央日报》代表了官方立场，指二二八事件为暴乱。中间立场的评论持平，长官公署与台胞都有责任，应和平解决，需尽快恢复常态，妥为善后，改革台湾省政。CC 系必欲去陈仪而后快，陈仪是首恶必办，负全部责任。左翼要发动民众反蒋，将所有责任推给国民党政权，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导致了二二八事件。这些媒体的反应并不能改变蒋介石对台军事镇压，却激起内地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高度关切。在大陆舆论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台湾实行省政改革，缓和省籍矛盾。

     台湾光复初期，大陆主流媒体十分关注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大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思索这块新回归祖国土地的前途，提出解决官民冲突的相关建议，惜未引起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关注。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探讨大陆媒体对二二八事件的反应。

一、南京《中央日报》密集报道二二八事件

    陈仪主持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拟定接管计划，培训人才。限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国民政府对台湾接收十分仓促，陈仪勉为其难，力图使被战争破坏了的台湾起死回生。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陈仪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出任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推行统制经济，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其种种举措与台籍精英发生矛盾，引起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不满。各种社会矛盾未能调解，反而扩大，台湾社会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加上军警力量薄弱，通货膨胀，人民燥动不安。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警员在台北市取缔小贩，引发冲突。次日，民众请愿示威，发展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

    陈仪已将驻防国军调回大陆，几无可用之兵，没法控制局面。台湾广播电台为民众控制，长官公署失去了舆论导向，任由台籍精英操纵煽动，使台北一隅的事件迅速蔓延至全岛。本不想惊动南京，事件发展早已超出陈仪的预料，只得将所有部属连同家眷等尽可能集中于公署大楼，坐视暴动蔓延扩大而无法收拾。由于军备不足，军械仓库多缺足够警卫兵力，原本无武器的群众获夺武器弹药，形成武装对决之势。

    一直想分享权力的台籍精英利用政府的施政危机，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群众，提出处理大纲三十二条，旨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要求长官公署接受他们的要求。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为各地的士绅。台籍日军退伍兵成为攻打军政机关的主力。一些流氓浪人殴杀外省同胞手段残忍，大陆籍军公教人员倍受惊吓，迫使国军驻台部队坚守待援，抱定必死信念。3月7日，驻昆山21师驶离吴淞口，逼近台海，形成里应外合之势。

    陈仪的缓兵之计争取了充足的时间，控制港口、机场、铁路、公路，稳住台北、高雄，形成南北夹击之势。9日，国军21师陆续在基隆登陆，立即大开杀戒，将各地处委会的领导人物秘密处死，使得民众群龙无首。参加抗争的台籍日军退伍兵无明确政治目标，不过是发泄私愤，面对大兵压境，一哄而散。台湾无战略纵深，退往山地的民军很决便被各个击破。

    民国社会呈无政府状态，蒋介石实难建立威权，保证政令畅通无阻，靠军队和特务来维持统治。蒋介石了解台湾情况，除长官公署外，还有中统局台北站、军统局台北站及中央社台北分社等机构。对二二八事件的情况，中央社台北分社每日必报，南京《中央日报》刊载了中央社的消息。大陆其他媒体基本上转载了中央社的消息。综观中央社的消息，基本上属于对事实的描述，未杂入太多的主观评论。南京《中央日报》也基本上持这一立场。[1]

    蒋介石靠枪杆子起家，玩的是法家、兵家那一套，对于危害其统治的民众运动，杀无赦、斩立决。悉台北血案，蒋介石知事态严重。虽不清楚事件原委，蒋介石凭经验，即判定其为暴乱，要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

    3月4日，中央社台北分社密电南京：“记者根据截至今下九时，分访各方面之观察，目前危机依然重重。适自军方获得消息，台中宪警均被缴械，嘉义暴民刻正包围军队，而掌握全省电力之台电公司，现已全由台人控制。倘各地情势再行恶化，倘台北刻已无米可购之市民，一旦变为饥民，则未来局势，更将不可设想。欲谋解救眼前之局面，多方面均认为中央宜及早处理，不可失之太迟，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且宜即派大员莅台，协助陈长官处理。但尤堪考虑者，即台省地方政府威信已失，中央出面处理时，必须步步稳健，不可再使中央政府失去威信。关于增兵一节，昨下曾表乐观之宪兵第四团长张慕陶（即前台北区戒严司令），今亦强调系不容稍缓之事。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亦言现有部队难于控制。渠并透露称：‘三日前，自新竹运抵台北之手榴弹约七千箱，仍停市区万华车站，迄今尚无余力送至军防地区’，而台北警察中之台籍警察（占十分之六强），已于日前多数弃职逃逸，各派出所均已无人，可见目前军力之薄弱矣。”[2]该建议对促成蒋介石，于当晚或5日晨，决定派兵镇压台湾民众抗争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二八事件的根源在于台湾接收与重建的困境。陈仪的施政有可议之处，政治上宽大无边，从台湾总督府高压下解脱出来的台胞无法适应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不知所从。经济上的统制政策扼杀了台湾民营资本的生存空间，公营事业效率不彰，引起广大台胞的不满。两岸相隔半个世纪，彼此极为生疏，引发文化观念的冲突。党政失和、军力空虚都对事件的扩大与蔓延发生作用。总之，陈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国统区的社会事件接连不断，为了推卸责任，当政者不问是非，全部说是“奸党中共”发动领导，这已成为政治八股。二二八释放出的巨大效应早已超出陈仪的想象，许多人士皆称陈仪该杀。依照惯例，陈仪及其部属应受到处罚。为了避免授政敌攻击的口实，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不能向外界真实剖析事件的原委，干脆将责任全部推到台共和中共身上，将一场政治改革升高为国共对决的敌我矛盾，陈仪自然无失责之理，各方指责实为无理取闹，镇压反而有功。事实上，中共及台共只是介入了二二八事件，未起主导作用。

    3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第二版报道《中央将派大员前往台湾抚慰》。9日，第四版报道《中央决以宽大政策，合理解决台省事件》。

    3月9日，国军21师在基隆登陆后，对台胞的武装抗争展开镇压。南京《中央日报》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二二八事件的立场，将其定性为暴乱，镇压完全正确。10日，第二版报道《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公然提出非法要求》、《武装暴徒续骚扰》。11日，第二版报道《台湾即可恢复常态》，“蒋主席昨宣示处理方针，留台人员不得采报复行动，切望台胞辨利害，彻底觉悟。”12日，第二版报道《台湾秩序迅速恢复，白崇禧奉命往宣慰》，称“台民竭诚拥护主席指示”。因第一版为广告，实际上南京《中央日报》连续以头版，用大标题，集中报道二二八事件的经过，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对二二八事件的高度关注，并宣示处理问题的方针，以正视听。

    一些媒体的持论类似南京《中央日报》。3月9日，北平《华北日报》的社论指明，“台胞经过敌人五十年来残暴无情的统治，他们对统治阶级养成一种仇恨与敌视的心理”，“由于日寇五十年来的奴化教育，使台胞似已丧失对祖国的爱”。[3]

    11日，天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显有奸人从中煽惑与操纵，试一看台湾各地暴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事实，便完全得以明了，我们对于台胞合理的要求自希望政府尽量使其满意，但对于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分子，则绝对不允许加以宽容。根据报导，这次作乱的分子约有三派，一派是当地的流氓，他们无恒产、无恒心，感于生活的压迫，乃铤而走险。一派是海外台人，他们过去是日寇的间谍或游击武力，由海南岛潜入台省内地乘机作乱。另一派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教育岗位，利用混乱以展开政治上的阴谋。三者同恶相济，使这次事件愈演愈烈。”[4]

二、中间报刊呼吁省政改革

    对这台新回归祖国的土地，京沪多家报纸派驻记者，密切观察。对祸起一隅、变乱有时的二二八事件，中间立场的媒体多主张息事宁人，尽快恢复常态。

    3月3日，《新闻报》发展社论，主张要收拾人心，台胞应念祖国之困，应该在“抢救人心”上用一番力量，“现在台北既已闹出纠纷，我们主张政府立即派大员到台湾去，一面调查真相，追究责任，一面抚慰台胞，勤问疾苦，然后拣定台湾应兴应革的几大端，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手段行之。只要能在台胞的心理上建立起信仰，则善意自然滋生，以后的合作也就不难取得。”[5]

    6日，《申报》论及台北事件的善后：“善后办法，消极方面，除了赔偿抚恤惨死人民的生命损失外，并应严惩非法的官吏和凶顽的宪警，以息民愤。而中央所派台闽监察使杨亮功氏前往调查真象，亦应负责抚慰台北民情，以谋行政上有效的处断，决不让新生的台湾再发生如此异乎寻常的景象。在积极方面，应该有来者可追的精神，重新把台湾地方的施政方针作一番检讨，用人行政和行政态度作一番清理，使人民与政府没有多大的距离，尤其需要新的方针，新的成绩，来赢得人民新的信任与合作，切弗使关怀这一片干净土地的我们，抚膺短气！总之，今天最重要的：我们在形式上固已收回了台湾，尤其应该在实际上收回台湾的民心！”[6]

    7日，《立报》发表社论：“我们不同意大公报把这事的责任推到下级官吏身上，甚至认为这不过是专卖局行政技术的弊端与错误的问题。老实说，这基本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是政策和行政作风的问题。我们要求政府迅速彻查此次台北事件的前因后果。撤换陈仪及其官僚集团，重订治理台湾的进步政策！”[7]

    11日，《新闻报》发表社论：“台湾收复不到两年，如果动乱不已，而成为中国政治上一个问题，国际上对我们是怎样一个看法？国内的政治与经济财政，都将发生怎样严重的后果？根据这一个立场，我们首先吁请台湾全省人民，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下，要立刻停止一切行动，……今天中国的同胞，还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能够互信互谅与互助，再能够忍耐努力，我们就能够渡过当前的难关，各种政治财政经济方面的紊乱与畸形，都是当前难关中应有的现象，难关渡过去，那各种现象自然消减，难关渡不过，各种不合理不满意的现象还要增强，中国版图以内东西南北各地区的人与地，不能脱离了中国而自立生存，犹之今日的台湾，不能脱离了中国而独立，台湾归到祖国仅仅只一年又半，今天当前的急务，在台湾同胞赶快起来镇压动乱，一切政治经济的改良，必需在正常秩序恢复，方能研讨与实施。在中央方面，对治台的政策与人事，应该有一个彻底的检讨，而立刻付诸实行，……在今动乱方兴，处理的方法，最好不要用兵，非到万不得已不轻易从军事解决，军事解决极可能增加台事的纠纷，……因为台湾的问题，我们建议中央要彻底检讨地方政治问题，中央要活，地方也要活，地方离开中央不能自立，中央离开地方又岂能幸存。”[8]

    14日，《新民报》发表社论，提出解决台变的具体意见：“第一，蒋主席曾经剀切昭示，凡在宪法范围以内，台胞的一切要求，政府无不可以接受者。……政府方面，亟应本着蒋主席的贤明指示，迅作有效措施，切实改革台湾政治。必须言出必行，才能够树立威信。第二，目前台湾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大量派兵，则徒足以刺激感情，亦未必能收实效，只有因势利导，使感情融洽，治安才有办法维持。第三，此次台湾事件之造成，行政当局，事前不察民情，事后处理失当，致事态扩大，均应负重大责任。……第四，至于所谓‘台湾民主同盟’之建议，要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我们认为是绝对无稽的谣言，应该严加辨正。”[9]

    11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论台湾事件善后》：“台湾是一片干净土，台湾人更是纯朴淳厚，坦率天真。台湾虽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然而人民对于政治的感觉，依然非常锐敏。中国行政机构的低能腐化以及若干官吏的贪污作风，在其他各省，老百姓们已见怪不怪；往坏的方面说，已是麻木不仁，甚至于可说是良知僵滞。但是台湾人民却把官吏的营私揩油看做罕见的怪事。他们倘捉住贪污证据，就要奋勇检举。同时，他们对于行政的低能寡效，自卫生行政以至警察治安各端，都比各省人民的反应快，感触深。……还有行政长官公署之特殊化的组织，原为过渡办法，台人久已不满，吁请改设省府，而此次骚动发生以前，政府迄无圆满的答复。……基于上所论列，可知关于台湾事件，不必粉饰，不必张皇，更不可藉口激烈的行动，临以高压的手段。台湾问题的根本解决，须诉诸常识，须诉诸负责当局的反省。简括说来，其关键所在，为刷新行政，一洗官僚作用，尽速依宪政常轨实行省自治，当局对人民要少做宣传，多给自由；同时，去除统制剥削的一套办法，切实改善台湾人的生活。这是稳定台湾收拾人心的最低限度的紧急措施。”[10]

    1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再论台湾事件》：“台湾事件的发展，尚难推测。我们此时呼吁：政府不要用武力弹压。台胞也该冷静一点，让纷争得以和平解决。……此次激发民变，责在政府。故在基本观点上，我们寄予同情；问题只是：感情的野马，应该勒回一点。看在同胞面上，也为了不使台湾地方靡烂，最好能回复正常理智，停止冲突，谋取和平解决的途径。相信许多台胞已见及此，我们在台北台南的电台中，曾屡闻台胞代表呼吁和平。总而言之，政府切勿用兵，台胞也应停止行动，一场吵架，可在言谈中了之。反是，事态扩大，愈来愈不可收拾，其结果，我们实在不敢也不忍去想象！” [11]

    18日，台籍志士柯台山在《大公报》上论处理台变，主张“请中枢缓派军队”、“根据宪法台湾立即实施省自治”：“台湾即不然，因为他的政治文化等早已普及任何村落，又沿海各省的自治，或以中枢因其毗邻各省还未成熟自治，为顾及全面化，暂不便予以实施，而台省地理环境超然，实与国内各省有异，是一个孤悬海隅的单位，他迟早实施自治，不能影响国内，反能为各省示模。”[12]

    21日，《大公报》发表方秋苇的文章，主张废除长官公署、加速台湾自治步伐、吸纳台人参政、废除专卖制度、发展民营经济，认为：“台湾不能乱，如果纷乱下去，对于国家对于台湾，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同盟国对日和约尚未签订，台湾在太平洋军略上的重要地位，关系国家正感到兴味。凡我国人凡我台胞，不可不察！因此，我们希望台湾事变应迅速善后，台胞应爱护国家的大环境，勒着感情的野马，与祖国人民同站一起看齐！否则问题纷乱了，不幸渗入了国际因素，台湾的前程，那就不堪想象了！” [13]

    28日，《大公报》发表社论《为台湾善后进一言》：“陈长官应该引咎辞职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只是善后问题之一节，今天台湾迫切需要的是：（一）‘宽大’的诺言要履行。据我们所知，被捕的人物，包括资本家，大商人，公务员，及文化人。这种人对政府纵有不满，有微词，总不至于是‘奸徒’‘奸党’。政府说‘要办的只是共产党。’台湾共产党应无如是之多。……（二）目下真正最急切的是粮食问题。台北来人云：久矣山芋果腹，且山芋也有不继之势。民食不安，动乱终伏。台湾曾以糖、煤、盐等等贡献祖国，现在台胞缺粮，中央义应加以救济。（三）民变主流为要求民主自治，其他枝节，都不足重视。故对症下药，应该是在宪法范围内，从速实现台湾自治。若无民主思想的官吏，继续留台统治，或再派类似的人赴台接替，是不妥当的。民选县长市长以至省长，宜尽速实行。（四）治本是民生问题。政府接收敌产，同时接收了民怨，甚不上算。人有求生之欲，台胞对经济生活甚有敏感。这次民变是有经济的原因的。好好处理台湾经济问题，使六百五十万人都能生活，尤其是治本之道。”[14]

    吴世昌分析：“我们考察这次台湾变乱的情形，当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统治者方面的，从心理、制度、人选、到统治方法，几乎没有一端不足以引起变乱。其二是台胞本身，可以从心理、性格、传统、生活各种不同因素来分析。至于有人认为这又是什么共产党在鼓动，我们认为这未免太恭维共产党。我们无意替共产党作义务宣传，也不想借此问题把台湾人民向左边赶去，把共产党看得有这样大而普遍的势力，确是太估高了他们。……台湾变乱的情形虽很特殊，因果虽很复杂，但这只是对于腐败、独裁、剥削、压迫统治的一个反抗的信号。对于统治者，‘反抗’固然可恶，‘信号’却未始无益。我们希望这个信号，对于政府也起一点教育作用。”[15]

    台胞李纯青论析台变真象：“在群众行动当中，排斥外省人的情绪，相当火炽，这是事实。但此种排外色彩，实不只台湾一省，我们知道的很多。台湾所以特别强烈，原因有二：（一）语言隔阂。（二）五十年殖民地生活带有浓厚反宗主国的感情。不幸‘外省’酷似宗主国。但我可举出许多反证，说明民变是政治性的，不完全是封建意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是政府答应组织的，是军政民三方面混合的团体。人民方面包括参政员、参议员及各界人民代表。当初这个会，因为台北人物太出风头，其他地方人言啧啧，一经改组，代表纷然，人多口杂，自不免有过激之议。所谓三十二条要求，就是这样产生的。须知一般台胞，并不透彻了解国情，操切浮躁，溢于言表。识者对此等要求，并不认为太严重。”[16]

    《观察周刊》分析事件起因，指出：“最后，表现于更充足的因素是地方自治问题的延搁，政府要将县自治推迟三年，主要的理由是说：‘台湾没有政治人才。’这教人最伤心脑筋。我们知道台湾已具备了一切自治的基础，实在没有理由可以延搁；这问题已经触及到政治的根本。此次暴动所唤出的口号，还是要求自治。也就是为什么以不惜流血和牺牲，争取政治为人人所有的民主斗争了。”[17]

    国统区中间立场的报刊对广大台胞寄以无限的同情与哀怜，派记者驻台实地观察。尽管受限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政策，大陆的新闻媒体还是较为自由，也是乱世之秋的一个特征。不同于《中央日报》的官方立场，他们指出，二二八事件既非共党煽动，亦非台胞自外于祖国，而是台湾接收与重建冲突中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党政当局应宽大处置，抚慰台胞心灵的创伤，不可对台用兵，应派大员宣慰，不但要使土地回归，更要使人心回归。对台湾善后，政府应修正治台政策，给台胞自治的权利，惩办失责者。台湾善后的治标是废除长官公署制度，实现与内地一体化，治本则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台变的排外行为，作了中肯的分析，根源在于日本殖民台湾50年，两岸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彼此十分生疏。有记者呼吁台胞，要体念祖国的困境，要维护台湾的稳定，不能任由感情的野马乱闯，引起国际干涉，致台湾于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公报》的言论具有代表性。

三、反对台湾特殊化

    国民党CC系对陈仪的台湾特殊化政策早已不满，几番攻击未见效，如今陈仪在台湾闯下大祸，总算找到发难的耙子。

    3月6日，《正言报》发表社论，指出：“并须迅速建立民主机构，限期成立民选政府，当台胞从专制统治解放出来而发觉本身现已成为主人之后，其对祖国爱戴之心，方能油然而生，如不此之图，则台湾是否将永久为中华民国之国土，恐将成为绝大之疑问，愿台省行政长官，幡然改悔，亟起图之。”[18]

    《正言报》刊文：“自己的人民会有这样的反感，引起这样大的骚动，治台者平日政策之错误，思想之落后，行动之乘戾，可想而知。骚动发生以后，不善为处理，一味只知用机关枪以武力弹压，更是有失体统，荒谬难言！我们还有什么话责备法国人在越南的行动？还有什么话责备帝国主义在南洋各地的行动？还有什么话丑诋人家在欧洲，在中东，在朝鲜北部的行为？陈公侠是‘日本通’，难道竟也沾染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朝鲜，统治台湾的恶病？忘记了自己是三民主义王道国家的官吏？忘记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民是我们的同胞？陈公侠休矣，休矣！”[19]

    14日，《新中华报》分析台湾民变的因果：“台湾民变是野心政客的错误统治所一手造成的，到了今天，我们不复不问一声政府，究竟是政府的威信要紧？是政客的地位要紧？是国家的利益为先？还是人民生存为重？假使政府只是顾全政府的威信，政客的地位，而丝毫不计台湾人民的生存，一旦失去了台胞对祖国的信心，试问国家利益又何在呢？老实说，台湾的回到祖国，正有如一个被难兄弟的回到家庭，全家上下应给予更多的安慰，以弥补既经创伤的心灵，若必欲使先经过一奴隶的阶段而后成为平等的兄弟，在人情法理上说都是不应该，在事实上说尤其行不通，所以今日解决民变的最大前提，是一面撤办行政负责人员，一面给予台胞以平等的待遇，在保障人民生存原则下以赢得国家利益，决不能为保障政客地位而失去人民信心，我们期望政府以人民生存为重，期望台胞以国家利益为先，协力促进新台湾的复兴！”[20]

    署名“陈怀台”的文章火力最猛：“陈仪在台湾做土皇帝，做了头昏头花，居然想长治久安下去，定了一套三年施政计划，想把台湾宪政的实施延长到民国三十八年。又居然想扩充自己的实力，编练所谓警察大队和特务团来代替国军，同时请中央把七十军调走。结果民变一发，束手无策，除了长官公署一隅之外，全台的行政机关、车站、仓库、电台于一日之间都被民众占领。幸亏此次台变没有外国背景支持，否则台湾已经不是中华民国的了。就这一点说，陈仪犯了一个‘失土’的大罪，也非明正典刑不可的。……陈仪现在为了减轻责任，不得不把民变的策动者推在共产党头上。姑无论台湾是否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台湾的共产党是否有这么大的力量，来策动全省的民变，即会有的话，试问陈仪所干何事？何以事先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防备都没有呢？陈仪又说这次民变有日本地下组织活动，不论这话是否属实，即令属实，试问陈仪所干何事？何以台湾光复了一年半，尚有日人地下组织活动。……此人不明正典刑，以后任何地方官吏都可以任意鱼肉人民，都可以随便损失国土而不负任何责任。”[21]

    这类文章阐述了台变的深刻背景，站在广大台胞的立场，痛击陈仪在台湾搞特殊化政策，直指长官公署的劣政导致了台变，根本不是共党阴谋，陈仪应承担全面责任，应向天下谢罪！南京国民政府应枪决陈仪，平台胞之愤。

四、左翼报刊指责国民党反动统治

    中共坚决反对蒋介石要推行独裁统治。国统区的大后方，一片安谧的土地突然出现大乱，正是批驳国民党统治的绝佳材料。中共主办的报刊对国民党大加挞伐。

    3月4日，香港《华商报》发表社论《台湾人民的抗争》：“所谓‘人心思日’现在虽还说不出口来，但要求独立或请求联合国托治的声浪已有所闻。到了这样的地步，久已觊觎台湾而现在台湾也获得海空基地的美国更会乘隙攘为已有。心所谓危，不能不对现政府提出严重的警告。”[22]20日，香港《群众周刊》发表《蒋介石在台湾的“民死主义”》：“台湾武装民变的发生，决不是如蒋政府的造谣所说有人从中煽动，而是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政的暴虐统治的结果。此次事件的发生，因为台北人民反抗蒋政府专卖局警察滥捕摊贩，开枪打人而起，但这只是近因，是台湾人民忍受一年多苦难后总爆发的导火线而已。这实在是蒋政府的民死主义统治台湾的后果。”[23]

    3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当人民表示对一个政权不满和愤恨厌恶的时候，武力镇压似乎从来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恰恰相反，越是用武力镇压，越是容易引起人民更深刻更普遍的仇恨。……所以，单只增加援军是不行的，今天政府要赶紧拿出根本解决的办法来。……只有实行民主，让台湾同胞多多自己治理自己。……我们主张政府应该立刻有一个正式的申明，一面提出给予同胞以民主的自治的具体保证，一面恳切地要求台胞约束行动，相忍谋国。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台湾问题的根本解决。”[24]

    13日，上海《文汇报》举行座谈会，台胞李伟光、叶云、徐子蓉、龙新等参加，认为二二八绝非排外行动，政府“只享权利不尽义务”，“接收了敌人所强占的土地，也就接收了台胞对敌人的仇恨”，“只抓小贩，不捕走私，欺人太甚”，公署是“彻头彻尾的新总督”，声援岛内民众的行动。[25]

    左翼报刊呼应台胞的抗争活动，将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统治联系上，指出这是反动派暴政引起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多篇评论及报道，口径一致，直指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以唤起国统区人民起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至于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后果，该报未深究。

    陕北的中共领导人不知二二八事件真情，国军逼近延安，忙于撤退，通过各方渠道，悉台湾发生大乱。3月7日，《解放日报》转引中央社及报纸消息，“台湾抗蒋运动普及全岛，要求建立人民自治政府。”[26]11日，《解放日报》用京沪报纸内容，大幅报道二二八事件。

    3月8日，中共领导人基于国共内战的战略考虑，发表题为“台湾自治运动”的声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台胞广播。20日，《解放日报》全文刊发：“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中共二十余年的斗争，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我们要贡献给台湾同胞以下几点经验，以便台胞的自治运动能达到胜利的目的。第一、武装斗争既已开始，必须反对妥协，反对出卖，须知对法西斯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将使台湾同胞受到蒋介石最残暴的血洗。……第二、处理委员会通过的三十二条纲领是好的，应当坚决为其实现而斗争。……应当很快的把军务局成立起来，并组织基干的正规自治军，掌握在最忠心最坚决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里。第三、应当立即设法满足劳苦人民的经济要求，……第四、为了使自治运动取得胜利，必须有坚强的团体来做领导，……第五、必须立即训练大批的干部，派到各地方去，……第六、蒋介石对于台湾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加以猛烈的镇压，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运动的中心由大城市转到小城市和乡村中去，是不可免的。……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勇奋斗，而且预祝台胞的光荣胜利。”[27]

    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中共完全支持台胞的抗争，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自治运动，台胞抗争是要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鼓动台胞展开武装斗争，深入乡村，进行长期抗争。这与中共反蒋是一致的。中共称二二八事件为武装起义，也是基于国共内战的大背景。

    1947年2月，真是天下开始大乱的月份。从“二·五”到“二·九”，重庆、上海连续发生特务、暴徒殴打学生和职工的暴行，2月10日以上海为中心，发生全国金融风潮。2月18日深夜开始，北平军警举行大搜捕，至27日为止，逮捕了上千市民。3月，上海不断发生市民被捕失踪事件，人心惶惶。国共内战全面开打，东北、华北、山东一带，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人民困苦不堪，处处埋下骚乱的火药。

    二二八事件不同于对异族的反抗，不是阶级革命，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的一种宣泄。不满和失望的累积，就是怨尤，怨尤到了某一种程度时，就象水库的储水过量时，必须泄洪，镇压等于临时筑堤，虽可治标于一时，却非治本之道。如果以此治水，必将穷于应付，亦有违祖先“堵不如疏”的遗训。二二八属爆发性、冲动性的社会事件，与内地的大小民变相互激荡，构成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巨大压力。

    一道海峡，将台湾与内地的战乱隔开。对于广大台胞的怒吼，大陆主流媒体密集报道，提出解决办法，反思陈仪的治台政策，从牺牲者的血迹里，寻找起死回生、疗伤止痛的良方。综观京沪等地报刊的评论，各大媒体的态度差异颇大。《中央日报》代表官方立场，指二二八事件为暴乱。中间立场的评论持平，长官公署与台胞都有责任，应和平解决，需尽快恢复常态，妥为善后，改革台湾省政。CC 系必欲去陈仪而后快，陈仪是首恶必办，负全部责任。左翼要发动民众反蒋，将所有责任推给国民党政权，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导致了二二八事件，台胞应拿起武器，进行抗争。

    二二八事件早已超出了台岛，成为中国政坛各派角力的热门话题。这些媒体的反应并不能改变蒋介石对台军事镇压，岛内台胞也很难看到，却激起内地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高度关切，陈仪成为众矢之的，是万箭穿心的耙子，不论功过是非，都难以在台湾呆下去了。

    在大陆舆论强大的民意压力下，1947年4月，陈仪辞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以示对二二八事件负责。5月，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实行军政分治，发展民营经济，宽释二二八事件人犯，缓和省籍矛盾，沿续了起死回生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