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丘逢甲领导反抗割台，结果失败，返回广东梅县老家。其子丘念台只有2岁，跟着家人内渡。丘念台15岁时，丘逢甲告诉他：“你明年十六岁要成年了，我命你别字叫念台，有两个意义：第一、是望你不要忘记台湾，一定要继我的志恢复台湾省，拯救那四百万的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第二、是明末清初有个民族意识坚强的学者，叫刘宗周，他的别号也叫念台，我希望你学他的立志和为人。”[1]为了继承父志，丘念台发愤苦读，立志早日回到故乡台湾。

    与同时代许多仁人志士一样，丘念台渴望国家振兴，寻求实业救国之路。1918年前后，丘念台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求学，结识了台籍精英林献堂、黄国书、黄朝琴等人，与居留日本的台籍青年建立良好的友谊。他学得采矿法与企业管理，于1925年春返回广州。

    关于台湾的行政地位，国民党高层看法不一，有人主张依清朝惯例，视为行省，也有人视其为一特殊区域。参加直属台湾党部工作后，1943年8月，丘念台致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建议“依东四省例设立台湾省政府”，直属台湾党部升格为台湾省党部，以提高“台岛革命热情”，鼓舞“陷区台侨离敌内向”，断绝美英等国共管台湾的念头。[2]之前，已有多位台籍志士提出这些建议。国民党中央颇为不快，认为设立台湾省政府、升格直属台湾党部为省党部的时机尚未成熟，劝告丘念台等人稍安毋躁，先做好本职工作。

    为了离间台胞与祖国人民的感情，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日本侵略者唆使一些台湾籍民走私贩毒、开设赌场、充当间谍，欺凌大陆民众，以致内地民众对台湾籍民避而远之。国民党高层对台湾籍民成见颇深，进而影响到对在内地所有台湾人的观感。作为在内地生活最久的台湾人，丘念台断言，“说台胞没有民族精神，那就很错误。”一些台胞在祖国及南洋各战场为人利用，并非“甘心认贼作父”，“大都是为敌人压迫出来当炮灰。”他建议，“先吸收运用陷区的台胞，再及于岛内的台胞，使他能助我们抗敌，而不受利用于敌。”坚信“台胞有郑成功和民主国留下来的民族精神，必可在本党的忠诚领导下，不久就会回到祖国的怀抱。”[3]

    在福建永安和漳州居留约2个月，丘念台回到广东惠阳驻地，身体力行，成立台湾党部粤东工作团，以罗浮山区的惠阳、博罗各县为根据地，取得当地驻军及地方主管的配合，分派团员伪装商旅深入香港及广州各地，用多种方法秘密通信，联络台胞，进行不到三四个月，就发生一定效果。[4]

二、促进两岸同胞沟通    

    日军投降后，当地政府在广州设立了16个收容所来安置，将台籍官兵和护士收容于花地旧工厂内，由第二方面军长官部特设台湾籍官兵训练所，派军官符某负责。丘念台被聘为顾问，制定训练计划，台湾党部粤东工作团的三四位团员担任训练所的教官。丘念台等人慰问台胞，用闽南语和日语向她们解释，女护士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9]丘念台在广州安抚滞留当地的台胞，尽心尽力，处理还算适当，风声所播，香港、澳门、汕头等地台侨团体，先后打电报请丘念台前往救助他们。因广州事务纷繁，人力财力有限，丘念台爱莫能助。

    国民政府一些官员认为，日军征用的台人随军参战，是汉奸，日本投降后，依照法律，应对这些滞留在大陆的台人予以处罚。丘念台深以为不妥。台人被征召参战二次大战，其中虽有人伤害到祖国人民，但对大部分台胞，仍应加以安抚体谅，不应苟责，以拉近两岸同胞间的心理距离。

    虽投身复台工作，丘念台却没有得到陈仪的重用。他胸怀坦荡，关心台湾接收与重建。1945年11月，丘念台到重庆洽办公务，向蒋介石报告广东党务工作，建言：“一、政府对台湾省民要有一定处理方针；二、从速遣送散处各省台胞回台。”[10]对丘念台的意见，国民政府转达广东军政当局和各省有关方面注意对台人的合理处置。因未能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要员，12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邹鲁推荐丘念台任监察院台湾省监察委员，代表广大台胞，参与监察工作。这多少宽慰了丘念台建设家乡的迫切心情。

    依据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1946年1月1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简称“长官公署”）公布台湾省汉奸总检举相关规程。1月17日至24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下简称“警总”）举行全省汉奸总检举，要民众告发日据时期汉奸的罪恶。至31日，警总公布各地检举的汉奸案共300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青年军官策动台籍士绅，筹划台湾独立，遭到挫败。1946年2月21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以许丙等人欲成立“台湾自治委员会”，逮捕辜振甫、许丙、林熊祥、徐坤泉、简朗山、林熊征（翌日即释放）、陈炘、詹天马、黄再寿、陈作霖等人。另有100余名也在预定逮捕的名单中。全台笼罩在一片汉奸检举声中。台籍士绅林献堂闻讯，托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及李万居，劝陈仪勿扩大范围拘捕及作无理的追究。4月24日，陈炘、黄再寿、詹天马被释放。

    1946年2月，长官公署规定，凡“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亏欠公款者；曾因赃私处罚有案者；曾任日本统治时代皇民奉公会重要工作，经查明属实者；经检举查有汉奸嫌疑者”必须停止公权。[11]这等于剥夺许多地方士绅在战后参选公职的资格。该规则报国民政府考试院核准后，于8月公布实施。许多台籍士绅曾参加皇民奉公会，林献堂等人在高压下不得不与台湾总督府周旋。陈仪将台籍士绅当作台湾总督府的合作者，推向对立面，扩大了打击面，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反过来孤立了自己。

    1946年1月，丘念台自重庆飞赴上海。3月，由上海搭机抵台湾。关于林献堂等独立一事，丘念台认为，这样翻旧账必牵涉到全省各阶层，请长官公署从长计议，切忽乱捉“台湾汉奸”，台胞在法律上不构成汉奸罪。[12]丘念台回到台中丰原故乡，受到亲朋好友的欢迎。51年后，他又安然和父老兄弟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了。谈及感受，他说：“重履新光复之故乡，只感兴奋，若深刻观感，短时实难举出，惟在台北，颇感战后破坏与摇动之情形，略与广州相仿，幸无上海重庆奢靡之现象。”[13]

    因两岸的长期隔离，台籍本土精英对大陆所知甚少，对陈仪的施政深表不满。丘念台并非长官公署的官员，而是以台湾省监察委员的身份回到故乡，他决心在台籍本土精英与南京国民政府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交流与谅解。

    丘念台说客家话，会日语，努力学闽南话，到各地去进行疏解工作，给地方各阶层人士解答了许多疑问和误解，希望他们冷静忍耐，对人对事都得放宽心胸来看。让台籍本土精英到大陆实地参访，有助于他们对内地的了解。6月起，丘念台奔走各县市，筹组台湾光复致敬团，邀集各界知名人士到内地访问，让他们了解中央和内地同胞对台湾的民族爱，在这个大范围下，原谅部分接收人员的过失，同时让中央了解台胞的爱国情怀，以及台胞对政府的拥护与敬意。丘念台担任顾问。团体名称原是“台湾光复谢恩团”，后改为“台湾光复致敬团”。[14]长官公署对筹组致敬团未加阻止，内心不甚赞成，害怕台籍士绅到南京反映台湾乱相。  

    团员为林献堂、李建兴、钟蕃、林为恭、姜振骥、黄朝清、叶荣钟、林叔桓、张吉甫、陈逸松，财务委员陈炘，顾问丘念台，秘书林宪、李德松、陈宰衡。团员多是台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8月24日，致敬团前往长官公署见陈仪，报告飞京预定计划。

    8月29日下午2时，致敬团一行15人，搭乘班机飞沪，上海台湾同乡会接待。30日，全体乘火车赴南京。31日，致敬团由中央党部导引至紫金山，拜中山陵。9月初，致敬团拜会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行政院司法部、外交部、社会部、教育部、农林部等部门。同伴大多不懂国语，由丘念台翻译。

    9月6日，致敬团飞西安，游览参观。12日，至耀县，因交通阻隔，至黄陵县尚有百余里，遥祭黄帝陵，受到当地人民欢迎。30日，致敬团在南京晋谒蒋介石，丘念台宣读敬词。林献堂献上“国族干城”的锦旗，呈法币献金5000万元。这笔款项是献给抗战阵亡将士遗族和战地难民作救济金。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备茶点招待致敬团。[15]10月5日，致敬团在上海完成任务，就地解散。丘念台回南京，到监察院报到。

    台湾光复致敬团到大陆实地参观访问，从感性上加深对战后大陆的了解，向国民政府各部会反映情况；遥祭黄帝陵，表达了广大台胞认祖归宗之意；向蒋介石表示敬意，感谢祖国政府与人民出台胞于水火之中，表达全体台胞的感恩之情。国民党高层也了解到台籍精英的一些想法。这次活动把台胞与祖国紧密联结起来。虽然存在语言、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台籍精英心向祖国，不曾因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有丝毫泯灭。丘念台以其微薄之力，在台籍本土精英与国民政府间加以疏通。因他并非长官公署的高层官员，限制了他在台湾本土社会与外省籍官僚间的纽带作用。

    长官公署颁布停止公权人登记规则，规定凡在皇民奉公会及各机关任职者，均应停止公权。丘念台持反对态度，上书立法院法制委员会，指出台湾孤悬海外，台胞在日本高压统治下，迫不得已与总督府合作，情有可原。他呼吁：“台省新复，自应哀矜为怀，宽大从事，不应琐屑查究已往，始为最高统治原则。巨奸大恶不过数人，区区台岛，甚易处治，不应以惩戒数人而累及多数民众，况欲维持民族正义，消极之清除不如积极之奖赏。今未闻恤死难举义士，且日人尚堂堂作大学教授，作产业官吏之际，欲惩治日寇时代机关团体之工作人员，是薄于同胞而厚于日敌矣。苟不速制止此种条例，将使台省人才无一可用，各机关非全用外省人不可。如此则台胞之心将由不平而动摇、而反抗，将何以为统治？固敢恳请钧院饬台省公署，凡有涉及如此自行分化新复边省同胞之条例，应勿颁布施行，以安定民心，巩固国族至纫公谊。”[16]

    几日后，丘念台上书监察院长于右任，指出今日台省要计在宽厚政令以安定民心，整肃吏治以收拾人心，然后可确保领土主权。各省对台胞旧行，应哀矜为怀，勿图苛酷报复。台省主政应宽究以往，予以觉悟自新。他建议：第一、拟请通饬沿海各省，释放以战犯、汉奸名义久押之台胞。第二、请饬台省公署勿颁行苛究日寇时代工作人员法规。[17]

    11月，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对前被日人征用的台胞不能治以汉奸罪，如在战时利用敌伪势力妨害他人权益，经受害人指证者，仍应交军法或司法机关予以公平议处。这道命令使羁留南北各省的台胞得到有效的保障，其中少数确曾在大陆胡作乱为而遭到指控者，难免要接受法律的审判。[18]

    日本侵占台湾，广大台胞拚死反抗，50年来从未停止。为了生存，一些台籍精英被迫与台湾总督府周旋，国民政府应对他们的行为予以包容和谅解，以“汉奸”、“战犯”看待他们，完全是不近情理。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清政府的责任。作为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应该承担历史责任，慰藉广大台胞。经丘念台的呼吁，国民政府放宽了对大陆台人的处置，而岛内曾与台湾总督府周旋的一大批台籍精英，仍未得到合理的保护。

三、呼吁妥善处理二二八事件

    1946年12月，丘念台去广州，拜访亲朋故旧。1947年1月底，他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及台湾近况，认为“台省自接收后，政治上颇酿成内外上下隔阂情势，在行政上治理虽颇紧张，而有计划，惜未能适应民情及现势，且有少数自内地带来之贪污风气，致为台人不满，惟台人思想前进而纯洁，多倾向三民主义。”台湾“目前虽已逐渐建设，但仍有五百场所尚未恢复，而人才亦甚感缺乏”，“希望粤闽台三省产业界能发生联络，此对建设新中国将有很大助力。”[19]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丘逢甲辞世34年后，台湾光复。丘念台回梅县蕉岭故乡，趁春节祭祀，自撰祭文，告慰父亲在天之灵。[20]3月5日，他致电黄朝琴、李万居、卢冠群、林忠、叶明勋，并转全体同胞：“台湾光复，台胞解放，顷因南巡，顺归焦岭告祭先严前甲午抗日台湾民主国副总统仓海逢甲丘公，省内外革命忠烈长期奋斗，此后完成地方自治，共助祖国宪政，仍希内外志士努力。”[21]

    往梅县访友，丘念台从新闻报导中，悉二二八事件，颇为焦虑，对长官公署刚柔失常、宽严欠宜，颇不以为然，希望中央能够宽大为怀。6日，他致电于右任：“台湾近因缉私致官民冲突伤亡，殊属憾事。祸机之伏屡经痛陈。盖现代化之民而施国内落后之政，久离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习之风，自多枘凿摇惑，敬希速派党国元老前径协助安抚，藉达下情，并希宽大处置，藉消萌孽以防离间。”[22]

    丘念台深知台湾内情，对长官公署的劣政多有指责，认为处置二二八事件的办法是中央派大员安抚，宽大处理，来沟通上下的感情。对台胞的过激举动，颇为忧虑。8日，丘念台致电全台同胞，呼吁他们保持冷静：“闻报惊悉，吾台因缉私，使官民冲突，殊为不幸。民国乃人民自己统治，与他不同；凡事尚有中央上级与全国舆论，不能因一时不满，遂自毁自乱，敬希冷静、刚正，勿失吾台忠义民主精神。并经电请中央及陈长官，宽大公正处理矣。”[23]

    蒋介石一面派国军21师赴台，镇压台胞的武装抗争，一面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宣慰，安抚台籍士绅。看重丘念台在台胞中的影响力，白崇禧电请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寻丘念台，邀其火速回台宣抚。丘念台接到电报，遵命自粤赴台，协助一切。[24]丘念台致电陈仪，问询台事，恳请宽大处理人犯，另告白崇禧相邀返台，请其酌汇旅费，来试探陈仪是否赞成他回台协助宣抚。过了两天，陈仪复电安慰丘念台，告台省已经安靖，汇款来促行。23日，丘念台从梅县往汕头，25日搭船赴台，27日晨抵达基隆，下午至台北。他见陈仪和白崇禧，了解情况，疏导地方人士，平复误会。[25]对参加事件的偏激分子，丘念台认为，其固然失之粗野无知，目无纲纪，而长官公署平时用人不当，事件发生时意气用事，才造成了这不利国家民族和贻害台省百姓的恶果。

    为了推卸治台无方的责任，陈仪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暴乱，是共产党煽动的。蒋介石受其影响，称有共产党介入二二八事件。白崇禧代表中央，不能超出蒋介石的宣示之处，对台民的过激处持批评态度。丘念台深知二二八事件为一年多来长官公署劣政，累积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陈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过多方了解，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

    针对官方对二二八事件的错误定性、种种贬低台胞抗争之词，4月11日，丘念台上书监察院，“综观此次祸变，虽源于官民阴中倭人积毒，互相轻嫉，而政治不满，实其主因，并非共党、日侨、流氓、散兵有所预谋，彼辈参加，乃祸变之果，而非因。观于各地党部之不受害，卅二条件提出之杂乱，台中武装团体之入山聚集，可知此次共党尚未占主动地位。然台政比较各省亦未见最劣，不过未适台民耳。台民之法制修养已高，产业亦经新进，内省之政，自难适应，乃酿成此次三段互杀，以血止血。伤哉。台民岂忘五十年奴役苦痛，今台省官吏，已以私鄙疏昧祸台，幸勿再任令以武力失台。”

    丘念台反对将责任推给共产党，陈仪的劣政方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对内地将责任完全推给陈仪的舆论，他也不表赞同，认为台政与内地相比尚算好的，只是未对症下药。他谴责陈仪等人的做法损害了台胞的利益，不能再以武力，屠杀台胞，使祖国失去台湾。

    他建议四项治标之策，包括慎武力以安民、肃官纪以服民、惩残虐以集民、赦胁从以安民，痛斥“军、警、特务为台湾惹祸根源，秘密捕杀宜止，惟依法严惩，始服人也。”对镇压台胞的种种不法行为，如夸饰、贪功、仇视、嫁祸，以及“防止中央宣慰，阻滞官厅文电，谋刺白、杨两大员，诱杀法院吴推事，制造新华共和国，等等风说”，应彻查真相，依法惩办。

    他提出治台根本大计：台民已入近代法治工商社会，有自治能力，安台以提前施宪为至要，军事、外交、教育、党务归中央，政治产业归人民；省县市长民选，必均为台人，为调整计，二年内，各机关主任秘书宜规定曾在国内中学毕业或国内任职五年以上者任之，所选出之主管人员未受国内教育或未在国内任职者，宜施一二月之国内见习或训练；五十年之隔阂离间，宜设法积极消除，选台人任中央及外省实职及名誉职，以作人事之交流；各省因战事所拘押之台籍汉奸战犯，应早予判决保释；台省中小学校长暂时宜曾任本国中学以上教育或原任校长、教员曾受本国师资训练半年以上者为原则，文史教员宜内省聘任，旧日教员均宜作短期文史训练，学生宜多内外交流，党团宜合一领导，民众教育、民众训练、学校及民众教育宜文史重于国语；海陆空均宜招训台省军官，征收台省壮丁，并应以调训调防内省，与各省一律待遇为原则。[26]

    为保证台湾长治久安，丘念台建议，应加速台湾地方自治步伐，实行县市长直选，在过渡期内，应促成台胞对内地的了解与沟通，加强祖国文史教育，尽力消除省籍隔阂，使台民内向，对台籍汉奸战犯应给出路。这些治标治本之策可谓真知灼见，具有可操作性。丘念台毕竟只是监察委员，人微言轻，他的这番肺腑之言改变不了南京国民政府对二二八事件的基本立场。

    台湾光复未久，民心不定，二二八事件后南京国民政府虽加以抚慰，把局面稳定下来，一般人民却抱持缄默态度。过去在报纸或集会中，大家热切发言，毫无忌惮，事件后变成什么都不讲了，那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丘念台不做民政厅长，想在省政府与台胞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四、保赦台籍精英

    丘念台实地调查，忧心忡忡。1947年12月26日，他上书监察院，指出“内外隔膜未除”，“惟有特赦二二八事变人犯及战时台籍汉奸战犯，以为挽回人心消弭隐患之计。”“细按今春二二八台变事实，乃官警滥杀于先，迨民众骚动殴打虐杀之后，军宪复不顾法纪，加以残杀于后。计著名士绅被杀灭尸并无宣罪者十三人，被杀灭尸事后通缉者七人，无罪被杀尸首仍存者二十三人，至其他调查未明之被杀民众，全台殆不下二三千人。”而“有关事变违法失职之上级官吏、军警则党政上下虽多请惩治，而从未闻惩治一人。”“如此宽严未当，措置失平，自不如一律宽赦之为愈。”建议实行大赦：“（一）凡涉及二二八事变人犯以及台籍汉奸战犯，不论已决未决，省内省外，一律赦免。（二）除受害者亲告及本年三月十七日以后之行动外，不得另以流氓、共党、扰乱治安等罪名加诸此等人犯。”[30]1948年1月12日，于右任将此函转给蒋介石。

    针对丘念台的请求，吴鼎昌邀集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国防部军法局等相关人员会商，“认为台湾受日人统治数十年，必须从教育、经济及人才与内地交流等各方面作较长时间之努力，以争取民心内附。至对非法暴乱分子之处理，不宜予以特赦，致启台民藐法之心，及对已处决之案发生不平等之观感。只宜于法律范围内运用刑事政策，酌予从宽处理，以期恩威并济。”对二二八事件人犯，“仍由国防部按其犯罪事实在法定刑度内酌予从轻改判（少数首要分子得仍照原判），迅予结案具报。”对台籍战犯之审判，特别从宽，仅受理直接有暴行而经人民检举之案。目前已将全部审结，处刑者为数不多。”蒋介石批示“如拟”。[31]

    外传台胞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伤逾万。消除官民隔阂、省籍隔阂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调查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受难者家属以公道。南京国民政府本应顺从民意代表的要求，彻底调查二二八事件，弄清事件真相，追究当事人责任，对被害的台胞，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该谢罪的谢罪，当事人俱在，较为容易处理解决，却以为人犯大部分释放，冤杀的士绅及民众不能复生，不便完全推翻既成事实，想永远不再提二二八事件。对这种处理方式，受难家属当然不服，也无法接受。

[33]《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自新份子名册》，候坤宏、许进发编《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二）》，台北，“国史馆”2002年3月，第392—394页。

[34]《台湾省“二二八”事变曾经被捕或已释放人犯名册》，《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二）》，第396—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