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一个神话

——为张居正正名   

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新华文摘2010/23

《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

    长期以来，明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不少学者把张居正定位为改革家。张居正作为改革家，出现在各类读物上，妇孺皆知，有口皆碑，而且，一些作者对他还有进一步美化的倾向。不过，当我们认真考察张居正的施政，特别是认真阅读明代嘉隆万以及直到明朝灭亡的那段历史时，不禁感到对张居正的历史定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朱东润先生在写作《张居正大传》时曾指出，历史上对于张居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最善意的批评，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它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

    我认为，朱东润先生的态度是严谨、公允的，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他的话还可以用作我们评价张居正的指导原则。

    我们应该根据事实，给张居正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虚高的桂冠也许并不适合张居正，而且，如果对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定位不恰当，也无助于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深入理解。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评价张居正，不涉及道德问题，比如他串通冯保，用不光彩的手法打倒高拱，从而掌握了大权；比如他通过科场舞弊，使两个儿子得以高中；比如关于他敛财、奢侈的微词，等等。我们所论的只是他的执政，只是对他的政策的评价，对他历史地位的评价，给他一个实事求是的、恰当的历史定位。

    一

    在不同时期对张居正的评价是不断变化的。在明朝，张居正生前由于他的权势，对他的那些盛赞可以不计；张居正死后不久，不少人对他的追讨、贬斥也可以不计。万历末年，关于张居正的风波已经尘埃落定，在政局纷乱之中，人们又怀念起这位治世能臣。万历壬子（1612）刊刻的《张太岳文集》卷首的《太岳先生文集评》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高皇帝为生民以来未有之神圣，开天而作君；太岳先生为生民以来未有之异人，中天而作相。
 

    张居正的乡人对他有这样的说法，是不足为怪的。

    到了20世纪，新史学出，梁启超在有着广泛影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评价明代政治时说：“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对张居正评价是相当高的，但他只是从张居正作为“政治家”这一角度而言的。

    30年代，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一次以大量篇幅叙述了张居正的事功，说道：“张居正当国十六年，最初即以六事上陈，一省议论，二振纲纪，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得君专任，力行不怠。万历初政，百废俱举。四境宴然。太仓、太仆积六七百万金，京通仓积粟八百万石。居正为政，可谓能起衰振敝。……首辅中当以居正功最显。”邓之诚对张居正盛赞有加，但就事论事，还没给张居正戴上任何桂冠。

    1943年出版的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在谈到张居正施政时，使用的是“建设”与“成功”这样颇为中性的词。

    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简明中国通史，用了较大的篇幅叙述王安石变法，却没有提到张居正。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谈到张居正时，说到他对军事、政治、经济的“整顿”，“特别是着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在内政方面，他反对因循苟且，奖励官员“急公进取”“他更希望统治阶级内部的行动能够取得一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正是张居正执政的核心理念。《中国史纲要》同时指出，“张居正的成就最突出是在经济方面，”“丈量土地和赋役改革是张居正颁行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在谈到一条鞭法时说：“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浙江等地实施的一条鞭法，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对于一条鞭法的影响，作者认为它“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该书较早地使用了改革一词，也较早地把张居正的政绩与社会经济的进步联系了起来。   

    张居正第一次走红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成为儒法斗争的标杆人物之_。张居正被归入法家，头衔是“明朝著名的法家政治家、地主阶级革新派。”虽然后来儒法斗争不提了，但从此张居正正式进入了改革家的行列。

    “文化大革命”结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之初，—方面要摈弃旧的羁绊，一方面要开拓新局面。一些理论家要从历史中寻找灵感，明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有幸被选中，这就是清人所说的“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但是，他们的命运不同，朱元璋被当成了批判“封建批判专制主义”的靶子，遭到猛烈的抨击；张居正与商鞅、王安石等并列，成了改革家的突出代表，无比风光。

    1982年十院校中国古代史编写组编写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在第十四章第二节单列出《明代中期的社会矛盾和张居正改革》一节，把张居正的所有施政称为改革，而且说由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此张居正被明确地与资本主义萌芽挂上了钩，正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家。而且说“由于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大官僚地主的一些眼前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万历十年（1852）张居正病死，他们立即群起攻讦，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改革措施逐渐被破坏。”谁反对张居正，谁就是落后腐朽势力。不仅张居正被戴上了改革家的桂冠，甚至以张居正的是非为是非了。由于这本书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所以影响极广，张居正也就以改革家的桂冠闻名于世。

    其实，对明朝的政治制度，笼统地说“朱元璋取缔宰相，收回相权，独揽朝纲，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集中、专制最严酷的王朝体制”，是不准确的，因为明朝的政治制度在朱元璋之后还有很多变化。内阁形成后的明代政治制度，与朱元璋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另一方面，仅就万历朝说张居正也不无局限，只有把张居正前后的明朝政局联系起来进行总体观察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张居正。
 

    二
 

    改革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改革就是破旧立新，就是推动社会进步。一个“旧”、一个“新”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进步则是改革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上有一些人被称为改革家，是大家公认的、无异议的，比如商鞅，比如王安石。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反对法古，主张因时制宜，曾经两次变法，创立新法废除旧法，其内容十分广泛。第一次变法：编制什伍，犯奸连坐；民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奖励耕织，“致粟帛多者免其赋役”；以军功定爵位。第二次，禁止家人“同室内息”；平斗桶、权衡、丈尺；并乡邑，置县令；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商鞅提出了一系列新法，对旧制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最终使秦国富强。

    作为改革家，王安石“汲汲以财利兵戈为先务”，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实施变法。他制定的新法就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等等，同样对旧制进行了全面变革。

    相比之下，张居正的主要政绩其中有多少改革的内容呢？我们看看古人对张居正政绩的概括。《明史》论张居正，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之才。”崇祯年间尚书李日宣说张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纲纪法度莫不修明。”

    虽然，张居正与商鞅、王安石一样都为了富国强兵，但正如上面说，张居正所做的主要在于“起衰振隳，举废饬弛”，“纲纪法度，莫不修明，”并没有制定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法。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点。柏杨说：“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

    他所做的，“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清除旧有统治阶级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种基础相容的变更。”

    显然，变更和改革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张居正与同时期的政治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更强硬，更专制，更强调维护传统秩序。他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新法去取代旧法。    在张居正的行政措施中，只有实行考成法、推行一条鞭法较有新意。但仔细分析，考成法并非废除了旧制度，而只是加强对原有制度执行情况的管理。明朝所留下的所谓祖宗成法基本没有触动，只是在张居正手下得到更坚决、更彻底的落实。张居正实行考成法，是用强制手段使官员的工作走上轨道，按部就班，达成既定的目标，而所实行的具体政策方针并没有任何改变。朱东润说：“居正底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还是这三本账簿。”通过记账式的考核管理，推动既有制度的落实。

    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从中得到了过多的荣誉。一条鞭法的产生和推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条鞭法的推行并非张居正一人之功。首先，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创造的，它是从嘉靖初年到隆庆年间由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人创立，先后在广东、浙江、江南等地推行并逐渐完善的。由于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欢迎，不少地方官热衷于推行一条鞭法，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直到他执政的最后一年，即万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无疑，张居正的身份，更利于一条鞭法的推行。但这也不过是顺势而行，推波助澜，“天下有不得不条鞭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势而行之。”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并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时一条鞭法的继续推行，就与张居正无关。与清丈土地等措施不同，朝廷上下对一条鞭法的态度没有太大分歧，推行的阻力并不大，不需要顶风冒险。另外，有人过高估计了一条鞭法的意义，说它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等等。实际上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强行征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往往因此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对力役的影响，也并非都是那样正面。汤纲、南炳文在《明史》中对此作的简要分析是中肯的。

    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了。不加赋如何国用足？那是因为核准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从根本上说，当时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致使创造的财富有所增加。另外，就总量而言实际是加了赋的，而且最后的实际承担者还是普通农民，多数是小农，地主们有的是办法把他们的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还有，万历头十年的振兴，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乂，海内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获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徐阶、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

    刘志琴的观点在对张居正的评价中具有代表性，她把张居正看成是一个与王安石并列的改革家。然而，她在《张居正评传》提出了一个问题，“张居正和王安石的变法都属于同一体制内的变革”，“但终封建王朝之世，无论是最高当权者还是文人学士，对两者的评论却很不一样，也使他们蒙受的荣辱不尽相同。”“王安石被诬七百年之久，而张居正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这是为什么？

    其实，如果考虑到上述几点，刘志琴提出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对王安石的攻击，是由于他的新法直接引起的，对他的批评集中在新法，因此王安石罢相后，他的新法被废除殆尽。王安石变法本身不被接受，因此受谤七百年。

    张居正没有建立新法。他所执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因此张居正才得到赞扬。明朝官员对张居正的批评主要是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并不是他的政策。只是因为他“专权”、“震主”，才“祸发身后”。

    王安石被批评的是变法，批评者的政见与王安石是对立的；张居正被批评的是贪权、专权，他们的指向是张居正的道德。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认为张居正的施政有什么不对。

    清朝四库馆臣就是这样的思路，他们说张居正：“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称赞其“有为”，批评其“威福自擅”。也就是说，不论在明朝人还是在清朝人看来，张居正的政治作为，都是传统制度和理念所允许甚至鼓励的。“终万历之世无敢白居正者，”也只是因为张居正曾经“威福自擅”，“几于震主。”所以在万历帝死后不久张居正就被平了反。邓之诚说：“非毁之者，乃力持夺情一事，”“或讥其骄倨，”“与人书自称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政自居。”而张居正也把自己归为历史上曾经摄政的霍光、宇文護一类人物。

    张居正与同朝的大多数官僚治国理念并无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张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主张整饬吏治，加强边备、加强法制、加强理财，与张居正都是一致的，而且隆庆年间的许多大政也都是他们一起决策、实施的。张居正在政见上比高拱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韦庆远说：“根据现已掌握的史料，高张二人关系恶化，……主要并不表现在对重大政策部署的分歧，也未见对用人褒贬的不一，而是由于相猜忌而互为戒备。……所有诸端矛盾，其实又集中在权威的倾轧和争夺上。”韦庆远又说：“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的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两者之间的承传和衔接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很有见地的。

    张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其实质，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过强化控制、加强管理达到行政目的。加强专制控制，是张居正执政的主要特征。这在施政理念上了无新意。强化专制权力，做到令行禁止，压制不同意见。不论皇帝专制，还是首辅专制，其结果都是一样的。禁毁书院，钳制舆论，是专制权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万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朝廷下诏禁毁天下书院。“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府等处书院六十四处。”

    出于相同的施政理念，禁止书院讲学，在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为严厉、更彻底。张居正“特恶讲学”。在一封信中他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说：（讲学）“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万历七年，张居正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以致造成官场的风气是：“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因此他力主“不许别创书院。”

    邓之诚说：“居正所以为世所毁，乃由废书院一事。”其实，对于废书院一事的批评，与对张居正擅权的批评是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政治派别的。

    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参与讲学的人员而言，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不过，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是明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这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在社会史、政治史上，都已大体得到共识。因此，禁止讲学，禁毁天下书院，就是与进步潮流相逆动。在评价张居正和这段历史时，不应该讳言这一重大事实。邓志峰说：“无论是毁书院还是禁讲学，矛头都是对准王学。”“张居正掌权的十年是王学运动自兴起以来的最低点。”就指出了张居正禁毁书院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张居正所打击的不只是王学。

    樊树志在《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一文中说：“近人由于对张居正的敬仰与同情，对这位‘磊落奇伟之士’的另一面三缄其口，甚至为之百般辩解。”他指的正是张居正不光彩的一面，包括勾结冯保阴谋打倒高拱，捏造王大臣案陷害异己，贪恋权位伪造夺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我们评价政治家的主要依据。

    其实，所以造成人们对张居正的“敬仰”，也不完全由于他的政绩，还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人们在考察晚明政治时，常常会痛切万历帝的怠政，惋惜他导致了明朝最终的败局，常挂在口边的是“明朝亡于万历”。因此人们更加怀念张居正这样的能臣，认为如果张居正在世，明朝就不会亡。于是，在万历帝的衬托下，张居正显得高大无比，以致认为如果有了张居正，明朝就不会亡。

    平心而论，张居正改革被夸大了，张居正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南炳文谈到张居正时虽然径称张居正改革，但又概括为“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明朝中叶以后积贫积弱的统治危机而搞的一次改良活动”。其实，与其使用改革，不如使用改良，较为妥帖，不必称之为改革家。
 

    三

    张居正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政治品格，“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既忘家狗国，遑恤其他!虽机奔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他深知“事长君易，事幼君难。”真是大吕黄钟般的铮铮之言。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政绩显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敝，使明朝出现了暂短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

    我不批评张居正的专权。因为，在专制体制下不专权就做不成事，不论是皇帝专权，还是大臣专权都一样。问题在于，张居正违背了君主制的根本准则，专权超过了限度，犯了大忌。他成为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臣，年幼的皇帝在一忍再忍下，终于发出猛烈的反弹。明人沈德符说：张居正“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后发。其得后祸已晚矣”。幼主强臣，这一看似偶然的，与个人性格、行为密切联系的现象，却对明朝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皇帝被压抑多年后的猛烈报复，以至于怠政，明朝从皇帝不控制到失去控制，加速了明朝的瓦解。但另一方面，专制统治的松懈乃至解体，却助长了新事物的发展和社会转型。

    张居正没有提出足以挽救明朝统治衰败的根本办法，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张居正执政使明朝出现了短暂中兴，不过是给垂死的旧制度服卜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因此，张居正一死，他通过加固旧制度而不是建立新制度得到的成果，也就无法延续了，人亡政息是必然的。质言之，张居正通过加强专制——不论是皇权专制，还是相权专制，对社会对百姓都一样——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而强化专制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张居正死后，社会变迁潮流如同洪水冲决堤岸，不可阻挡，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