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去见刘邦，请他下令手下的文武百官也都“随班就读”——接受儒家礼仪的训练。这些出身于下属社会的大臣们可不是好教的，也不知叔孙通用了什么法子，竟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教得人模人样的。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的长乐宫落成，叔孙通向刘邦建议，正式启用他修订后的“朝仪”，刘邦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整个朝仪如下：文武官员由礼仪官引导，顺序进入殿内，分为左、右两班，跪于两厢。皇宫近卫军站在文、武百官之后，然后是今天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够见到的“镜头”——一大串的官员一连声地高喊“皇帝驾到”，声音由远而近，刘邦也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坐着辇车缓缓而出。一见皇上驾到，文武百官立即各按官职的大小，背出一套听起来叫人肉麻的贺词，然后，酒宴开始。与以往“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情况迥然有别，那些文官们就不用说了，那些平日里桀骜不驯的大将军们也一个个都趴在地上，再仰颈抬眉往上看(读者不妨与晏子、商鞅见国君时的情景比较一下)，整个宴会进行过程中无人敢高声喧哗，乐得刘邦连声说：“我到了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上面这段绝非笔者杜撰，有司马迁的《史记》为证。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汉(王)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帜，传言‘趋’，殿下郎中夹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庐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殿上者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即刘邦——引者)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台湾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此写道：“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了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对坐，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说“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未免有些绝对。汉代以后，一直到宋朝，有两种大臣见君主时是可以不下跪、不叩头的。这两种大臣是：年高德劭、或位加九锡者，如曹操、司马懿、高欢等人；再有一种是皇上的老师，即那些“侍读学士”。前一种人可谓“不世出”之人物，哪个王朝若是摊上，那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后一种大臣虽然免除了下跪之劳，但一般也都是站着给皇上讲课的。据一位学者考证，“侍读”的“侍”用的就是其“站立”之意(此说当然不很准确，不过，却有新意)。但是，就像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酱”味越来越浓一样，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步入其中晚期，它仅存的那点“人性”也荡然无存了。从明朝开始，侍读学士都改为“跪读”学士了，他们给皇上讲课时都只能跪着，而连站着的资格也没有了。据史料记载，清代有名的大学者纪晓岚曾因在陪太子读书时未采用下跪的姿态而遭到了皇帝的训斥。纪晓岚尚且如此，别的人见皇帝的处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人们，至少是当代人，承继文化传统时一般都是取近不取远的，而且往往是错误地把近处文化的沿袭，当成亘古不变的信条，所以，才有了以今证古的错误。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古人尤其是汉代以前所说的“拜”不等于“下跪叩头”。为便于读者辨别，我们不妨再说上几句。宋朝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手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这段话说得深入浅出，有兴趣的人不妨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