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当年“陈桥兵变”，赵匡胤33岁，改国号为“宋”。原因是，在此之前，赵匡胤所领归德节度使的藩镇在宋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
　　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保留了不少当年风风火火闯九州时的习惯。有一次，赵匡胤在禁中后苑打麻雀玩，一个臣子声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立即接见。谁知，来人东拉西扯，讲的没有一件急务。皇帝不高兴了，责问他为何谎称急务求见？那人说：至少比陛下打麻雀急。赵匡胤大怒，抄起那把著名的柱斧就打。结果，打掉了人家两颗牙齿。来人不声不响地将两颗牙齿拣起来，装进口袋。赵匡胤穷凶极恶地问：“怎么着，你还想告我不成？”那位臣子回答：“臣子我不能告陛下，但自然会有史官书之。”赵匡胤愣住了。随后，相当诚恳地道歉，并拿出不少金银珠宝来贿赂这位官员。一般说来，大凡对白纸黑字还能够心存一点敬畏的人，就不大会坏得特别出格。对赵匡胤似乎至少可以作如是观。
　　这种故事很有一些江湖好汉的味道。赵匡胤当皇帝后，仍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同的是，此时他出手的对象，已经变成了五代十国中其他那些国的国君。最能体现赵匡胤这位好汉英雄霸道性格的举动，就是对南唐的征伐。
　　南唐政权曾经长时间在宋朝面前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但是赵匡胤在准备完成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消灭南唐的战争。战争开始后，南唐后主李煜派去使节质问赵匡胤：南唐有什么罪过，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赵匡胤毫不掩饰地说出了那句直到今天还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头脑的著名格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实力加暴力原则，也由此奠定了大宋帝国立国的基本国策。

　　从时间上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帝国之一，其寿命为319年，仅次于汉朝的400余年。从空间上看，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大宋帝国是土地面积最小的一个。从经济文化的情况来看，大宋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但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国家财政上的窘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帝国的所有时期。这种看起来完全矛盾的状态，其根源，都可以在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寻找到答案。
　　客观地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缘因素，造成了大宋帝国相当大程度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公元936年，后晋的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皇帝，以感激他对自己的大力扶持。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全部面积差不多为12万平方公里。它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致使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在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他49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赵光义在位时，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征战，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
　　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于开国之初，就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赵匡胤强烈的“卧榻情结”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在政治上，赵匡胤实行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其首长们分别对皇帝负责。
　　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在干部制度上实行了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
　　据说，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什么东西，致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3年、武官则为4年的限制，造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为了适应这套官制的运行，势必会有一些人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随着一年年加入官场的新鲜血液的增多，这些闲官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由此生出的一个怪胎就是相当困扰帝国的“冗官”问题。

　　北宋帝国的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里最为丰厚的。这些已经跻身官僚阶层的士大夫们，既有钱又有闲，数量相当庞大，肯定是帝国文化素养、消费能力和时尚方面创造力最高的那一部分。于是，他们以自己的存在，全方位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制成为有宋一代经济文化繁荣的巨大培养基之一。
　　在中国的皇帝里，赵匡胤应该算是比较喜欢读书并且大力提倡尊重读书人的一类，当然，这也出于抑制武将兵权过重的考虑。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据说，也是被赵匡胤逼出来的。
　　赵匡胤有一柄“柱斧”从不离手。那是一个象牙柄水晶头的斧头，很名贵，打起人来也很疼。公元967年，当时是宋太祖的乾德五年。当时，君臣几个人谈起年号来，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相当得意。赵普跟着拍马屁，列举了几年来不少好事，然后归功于赵匡胤改的这个年号。谁知，旁边站着一位名叫卢多逊的翰林学士，极有学问，而且死看不上赵普。他等赵普特别起劲地拍完马屁后，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可惜，乾德是伪蜀用过的年号。”
　　皇帝大吃一惊，马上命人去查。结真是前蜀的年号，而且是亡国的年号。这一下赵匡胤的羞惭恼怒可想而知。想起赵普这厮身为宰相，却不读书不看报，让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洋相，真是可恶万分。皇帝阴沉着脸在那儿运气，坐了半天，实在还是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便招手叫道：“赵普过来。”
　　赵普以为要挨那柱斧的揍了，就战战兢兢地走向御案前，只见皇帝拿起御笔，蘸饱了黑墨，在赵普脸上就是一阵乱写乱画，弄得他满脸满身翰墨淋漓。一边涂，皇帝还一边骂：“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
　　从此，大宋宰相赵普受此奇耻大辱，开始发愤读书。他有一个大书匣，不许别人动。人们只是看到他每天从里面拿出一本书来读，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书。等到这位宰相死后，人们打开书匣，发现里面只有《论语》的前半部分。从此以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就传遍天下了。
　　在赵匡胤攻城略地之后，他制定了这些政策制度、祖宗家法。大宋帝国的“郁郁乎文哉！”就是在此基地上，成长起来的。赵匡胤和他子孙那个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是中国在全世界最文明、最发达的时代。这一切，可能都与它的开国皇帝、好汉赵匡胤的那个“卧榻”情结有关。
　　（摘自《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