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国.历史学家，也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周易》的第一人。应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然也适合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可是细观郭沫若的周易史观在许多地方恰恰正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郭沫若的周易史观在许多地方是充满了主观臆断的唯心主义倾向。
　　
　　郭沫若的周易史观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
　　
　　郭沫若在《全集历史篇》中说：
　　
　　“《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的佛寺的灵签一样。”
　　
　　其实，把《周易》看成是卜筮之书，这不是郭沫若的一己之见，而是人们对于《周易》的一种普遍的认识。《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尽管人们众说纷纭，可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周易是千古末解之谜。上千年来，人们对于《周易》这本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议论纷纷，历代的许多圣人学者都是《周易》的论说上留下颇丰的著述。《周易》令千古圣贤竞折腰，可是至今人们还没有弄清楚《周易》是什么书？我们只能说郭沫若没有解开《周易》之谜，或说郭沫若在没有解开《周易》之谜的时候，说那番话的。
　　
　　也许是由于郭沫若所处的时代和所处的的立场，郭沫若对于《周易》的结论下的过于龌龊，过于武断。
　　
　　郭沫若说：
　　
　　“《易经》全部就是一部宗教的书，它以魔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部血肉的。”
　　
　　“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
　　
　　郭沫若反复用了“全部“的字样，表明了他对于全盘否定《周易》的鲜明态度。郭沫若用了”尸骸“的字样，也表明了他对于《周易》的强烈的憎恶。
　　
　　《周易》的时代距离我们去古甚远，《周易》一书古简难懂，我们准确的认识《周易》文字以及准确的把握《周易》的思想的确是有很大的难度。即便如此，我们从《周易》一书的历史价值和《周易》一书所处的历史时代，我们也不能把《周易》全部沫黑。
　　
　　郭沫若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先秦历史的权威。他应该不会不知道《周易》是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一部经典。自古以来人们都把《周易》一书奉为“众经之首”，和“帝王之书”。我们说《周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应该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至今所知道的人类的文明就是有文字史书可考的文明。《周易》既然是经书的第一，何不就是源头呢？依据郭说，《周易》是尸骸一样的东西，那么岂不是说：中华文明的源头是污泥，而不是清泉了？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不能接受的。
　　
　　人们普遍认为：《周易》是成书于西周初期，它是帝王家的经典。而易学的源流却是在夏商周以及我们能知晓的更早的历史时期。《周易》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被世界称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东方文明给世界曾经带来过辉煌。早在三四千年以前，中国已经是一个西起沙漠东至大海，幅员千里的泱泱大国。远古的中国，是世界开化最早的地方。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来人类文明伊始的灿烂和辉煌。远古的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人类的文明是从这里发源。而《周易》出自帝王家，应该说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如果说《周易》真的是藏污纳垢之书，我们又能怎样理解这个时代我们中国的文明呢？
　　
　　说《周易》迷信，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把《周易》看成卜筮之书。目前，卜筮的思想和方法还不能被科学接受，说卜筮是迷信，说《周易》是糟粕，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是：《周易》从实质上到底是不是卜筮之书？即便《周易》是卜筮之书，是不是就可以说《周易》是迷信和糟粕。的确，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将《周易》用作卜筮。这里，我们要说明《周易》是卜筮工具和《周易》是卜筮之书，应该是两回事。细究卜筮是一个用随机的方法对于事物进行预测。世上的多种物品都可以当作卜筮的工具，例如金钱卦就是随机的掷硬币，文字占是任意的写一个或几个字。我们认为金钱是用来交换而不是专门用来卜筮，文字用来表达思想的也不必是专门用来卜筮。其实，人们用《周易》进行占卜，就是从经书中任取一段文字进行牵强附会的解说。如此说，这样的方法不仅《周易》一书可以用作卜筮，任意一本书都可以用作卜筮。
　　
　　在汉代时，利用经书进行卜筮，这叫作纬学。经学是与纬学是有区别的。纬学就是用一些对经书牵强附会式的解释用作卜筮。据说：六经皆有纬，《易纬》学在很早的时候就失传了。郭沫若等所据的《易经》是卜筮之书的传统说法可能是没有把《周易》的经学和纬学很好的区分开来。
　　
　　我们仔细的发现，郭沫若对于《易经》是迷信、是糟粕的结论是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主要是靠一些主观的猜测和想象。《周易》在很早的年代就失解了，《周易》的失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所采取的唯我所用的不谨慎的态度有关。即便是至圣先师孔子也未免如此。
　　
　　有些人认为《易传》十翼是孔子之作。并认为孔子是《周易》的传人，其实，我们只要只要认真的对待历史，说孔子精通易学是没有太多的根据的。对于易传进行语言上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易传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易传的作者应该是周朝末期管文化史籍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易传的版权不能属于孔子。但是孔子确实是周易和易传的忠实读者，孔子读易把穿书的皮绳子都的翻断过多次。孔子述而不作，其实也是编而不作。史记说：孔子序易传。这个序是秩序的序。就是说孔子整理易传。孔子整理易传时也是不甘寂寞，在易传上也留下了三十句话。这些话充其量只能算是孔子学易的体会。从这三十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之语是与《易经》和《易传》思想是矛盾的。孔子臆解《周易》也是十分高明的。最明显的就是孔子在《易传》中暴露出来的一种“辶豚世无闷”的思想。依据孔子说“辶豚”是当“遁”讲，可是细读《周易》却发现孔夫子未免指鹿为马了。其实在《周易》中“辶豚”字的本义为猪。
　　
　　汉儒董仲舒把臆解经文发展到高峰阶段。在汉王朝时代，经历过焚书坑儒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经书似乎达到了“经盲”的地步。《易经》、《书经》距离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近千多年历史，人们很难真正的读懂经书中的文字的含义。汉儒董仲舒创立了一种叫作“今文经学”学派。今文经学区别于古文经学，可以不必死啃经书，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随心所欲的任意臆解经文。董仲舒创立并发展了《易经》阴阳学，它的思想也是建立在完全篡解经文的基础上的。
　　
　　宋儒程颐则是用义理来解说《周易》，程颐的义理当然不是《周易》的义理，而是假古托今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郭沫若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我们今天评论郭沫若的周易史观，似乎是超越了对于一本书，一个人的评论。而是对中国儒家传统的圣人的一种治学方法进行评判，也是对于中国儒家思想的方法论进行评论。
　　
　　依此，我们还难找到了科学和迷信的界线吗？依次我们还找不到古今中国学人的缺憾吗？
　　
　　郭沫若另外一个周易史观就是生殖器崇拜论。
　　
　　郭沫若说：
　　
　　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所以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1982年，第33页）生殖器崇拜论是近代学者的新论。近代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持有与郭沫若相同的观点。1923年著名的学者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底记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青年学者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也证明了八卦的起源与生殖器崇拜论有关，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并为此书作了序。八卦起源生殖器崇拜论自郭沫若等提出来以后，也成了当今时髦的一种新观点。
　　
　　我们仔细的阅读生殖器崇拜论的大作，似乎也很难看出他们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和合乎逻辑的推断。他们的生殖器崇拜说只是一种主观猜测而已。很显然，这种说法只是依据卦的符号的阴爻（――）和阳爻(―――)的直观形象而判断的。八卦符号能说明生殖的什么问题？怎样推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的概念来？这些，郭沫若并没有详细的论说，其实，这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仔细想来，人是一种高级动物，人的生殖、性爱是复杂的生理要求，这不是能用卦的符号的一画、二画所能够表达的。很显然，八卦符号是再简单的不过的虚、实线的两种形式的符号，即使是再复杂的组合，也不能组成人的生殖和性爱的语言。也不能准确的传递生殖和性爱的信息。更不能推演出生殖和性爱的法则。我们所知道的生殖性爱的法则却是：连动物都知道遮掩羞耻。如果是对生殖器的某种模型加以崇拜，恐怕这也是超越了人类的文明，低级动物所不为的事。
　　
　　八卦生殖器崇拜论者也许没有注意到：八卦作为一种文明存在于我国夏商周时代，而在这个时代或者更早的时期，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周易》是帝王之作，八卦就可能这一个时代的国家文明。诗书礼仪之邦的中央大国肯定不会把人类的隐私之物当作文明而加以崇拜的。
　　
　　人类文明的真正来源是人类的存在斗争。就是在那人类生存斗争严峻的时代，我们先人以其聪明和智慧，创始了易八卦，易八卦是人们在治水斗争对自然认识的尺度。什么是卦？卦就是圭卜，圭是人们测量天地的尺度，而卜就是测量。易八卦的意义就是它联系到我们民族战天斗地的历史，就是它真正联系到人类文明兴起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