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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后说

下载点数:免费 | 作者:李海侠 | 点击数: | 评论数:0 | 更新时间:2004/02/25 10:37:00】

早就想去游览南京前些年修复的王、谢故居,但直到今年的元宵节才得以成行。从市内乘1路公共汽车到夫子庙站下车后,穿过熙熙攘攘的贡院街和夫子庙广场,走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一个小门楼上方的“乌衣巷”三个字便显现在眼前。

    “乌衣巷”三个字不大,但颜色较为醒目,所以比较容易看见。进得楼门,才发现这乌衣巷原来是一条小巷,大概只有一米多宽,小巷两旁是些旧式民房。往巷内再走十几米,右边便出现一个院落,这就是著名的王、谢故居了。

    进入故居,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小的院落,院内面积大概不到一百平方米,院中有几株花草点缀,院子四周是三栋中国式的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各有两、三个游人。院落的结构有点象北京的四合院,只是显得要小得多,也显得很局促。我想重建这个故居时,大概找到了关于王、谢府邸的有关记载;丞相府如此之小,想来是因为王导、谢安都淡泊名利;但转念一想,从“工作需要”的角度出发,皇帝恐怕也不会同意丞相住在这么个地方;这儿分明是一个小财主的宅院,让丞相去住岂不是丢国家的面子吗?看来还是下面这个原因:晋朝偏安于江南后,已经财力俱尽了。但后来又想到,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能“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东晋不会连建个正儿八经的丞相府的钱都没有。因此,王、谢故居为什么这样小,我思索再三,也还是想不通。

    也许咱们中国的事情本来就没法想通。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又统一了思想,看来这皇位定可以传之万世了,没想到却二世而亡。晋惠帝是个白痴,当臣下报告他“天下荒馑,百姓饿死”时,他反问道:“何不食肉糜?”可是却做了皇上。隋炀帝多才多艺,自以为神圣英明,后代却说他是个暴君。司马懿父子从曹氏手中夺取了天下,曹氏君臣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司马氏却说自己是天、人归心。世事大抵都是如此,因此王、谢故居是该大还是该小,看来也就不必多费脑筋了。

    但是,王导、谢安,历史上倒是确有其人,他们都是晋朝中兴的名臣。如果没有王导,中国历史上可能就不会有东晋;如果没有谢安,恐怕江东父老那时也已经披发左衽了吧。西晋以后,王导、谢安为司马氏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但是这长江以北,却是“五胡乱华”,狼烟涨天了。

    古人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一统归大晋”以后,这大晋也实在短命,只活了五十年便一命呜呼了;而且这五十年中,只有十年没动兵革。五十年后,皇室的一个后代十分幸运地逃到了健康,也即今天的南京,在王导们的帮助下,依靠长江天险总算阻住了胡人的进攻。这位皇室后代就是东晋元帝。鲁迅先生曾将中国历史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想大唐盛世一定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五胡乱华”时期一定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但这西晋,鲁迅认为它到底属于哪个时代,我可就说不准了。

    这西晋,便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以后重归统一的时代。不管怎么说,开国皇帝司马炎能够削平东吴,想来他一定是个聪明人。当晋军攻灭东吴的捷报传到长安时,他“执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他并没有把这天大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由此看来,他还是一位明主。其实,如果不是他善于纳谏,明于决断,调度有方,灭吴之战决不会打得那么漂亮。然而天下一统以后,他就不由自主地摆起皇帝的架子来了。据史书记载,“帝于平吴之后,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

    以羊拉车,大概是晋武帝所发明的。但这发明却不是用来搞运输的,而是皇帝寻欢作乐腻了,想出来的新花样。你看,皇帝连找哪个后宫来作乐这点脑筋也懒得花了,竟然叫羊去为他决断,这皇帝做得也真是舒服。然而有些人总以为离了皇帝地球就不转了,可是我真不知道皇上能为臣民们干些什么好事。我们再看晋武帝,他是那么信任他的羊,但那羊真的是他的忠臣么?那羊心中恐怕不会有皇上,而只有肥草、嫩竹。有人说妇人是头发长,见识短,我觉得此话并不可信;你看那些眼巴巴地等着能博皇上一笑的后宫们,也知道用竹叶、盐水去给皇帝的御羊行贿,以图多得一点恩泽;她们根本不信什么《女儿经》、圣贤书上的那些鬼话。然而这后宫万人之中,得沾雨露的又能有多少呢?可怜这数千佳丽,就要在皇宫中活守寡一辈子了。天下统一固然是好事,但不知对草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就说那五千吴娃,也不过是离了狼穴,再入虎口罢了。当然,贤臣们老爱说,皇上总是英明的,去年有圣谕,今年有赦令,没有皇上,百姓早就活不成了。然而又有古书上说,帝尧“仁如天,智如神”,“大开言路,修明庶政”,不久果然是天下大治。“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由此看来,残暴之君在位,臣民颂他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视他为赘疣。到底哪种看法正确,我也不知道。

    对司马炎们来说,当了皇帝,当然要追求声色狗马,否则抢这皇位又有什么意思呢?所谓“打天下,坐天下”,自古就是如此。坐天下,自然就要坐得舒服;“世间万苦皇帝最苦”,那是说给别人听的,叫他们别来争这个宝座。身体要舒服,皇上就不能自己动手,而应当让别人来代劳;头脑要舒服,皇上也不能自己动脑,而应当让别人去操心。你看晋武帝,他这个皇帝当得就很合格,连羊的脑筋都利用起来了。不过这动脑的事,完全让臣下代劳也不行。因为说不准哪天这位大臣动了歪脑筋,就会把自己掀下宝座呢。还有那不安份的子民,见到皇上的排场,心里就想“彼可取而代之”,或者是“大丈夫不当如是乎!”看来当皇上也还要操点心才行。你看看,当皇上也还不是一件最省力的事。要是臣民们都没了脑袋,就和牛马一般,那该多好,这皇上的位子是一定能够坐稳的了。因此这愚民政策,是皇上的第一法宝。不过这愚民的药方虽然疗效明显,但从历史上看,还不能把臣民的脑细胞完全杀灭,因此皇上始终没能做到“为帝一身轻”。轮到末代皇帝,被杀头前总是祝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这真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无论如何,当了皇帝,脑筋是一定要少动的,而且还不能让别人说三道四,不这样就显不出皇帝的尊贵。不过脑筋动得少,自然要变得愚蠢,这是现代科学所证明了的。想当年司马炎在攻灭东吴前,也算是“智计十出”;但到了国家统一以后,却立了一位痴儿子做太子,而且又让其他觊觎皇位的子弟们个个手握重兵;这种做法简直是自杀。司马家的那些心腹之臣,看到主子江山难保,真是心急如焚,但在威严的皇帝面前一个个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个尚书令卫某,在陪皇帝喝酒的时候,仗着几分酒意,跪在司马炎面前,抚摸着皇帝的宝座,吞吞吐吐地说:“此座可惜!”皇帝听到此言,还是觉得不受用,大声喝道:“公真大醉耶?”他也就不敢作声了。结果可想而知,晋武帝那贻患后代的决定并没有得到改变,这可惨了他的儿皇帝、孙皇帝了。至于草民,无非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此我们也不必多言。一位思想家说过,权力使人腐败,我想恐怕还要加上一句:权力使人头昏。

    话再说回来,皇上虽然头昏了,臣民还是一定要赞颂皇上圣明的。然而皇上的做法实在又很荒唐,于是有些书呆子就议论起皇上的不是了,有个别人还把这些事写在纸上传扬到天下去,虽然写得是遮遮掩掩,避重就轻,毕竟自己不想掉脑袋;然而还是有损于皇上的光辉形象。皇上当然不能不要面子,因此也就只好大兴文字狱了。难怪古人说仓颉造字,夜有鬼哭。常人哭泣,往往是碰到了什么伤心的事;要是鬼在半夜号啕,那一定是有什么天大的灾祸了。看来这文字,真是天下祸患之基,如果没有文字,那一定是天下太平了。但是,有时也有些没说话、没写字、当然更没造反的人,同样也被杀了头;有时是因为皇上们觉得杀人好玩,有时是因为这些人有“腹诽”的罪名,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思想反动”。看来,真正的祸胎还是人的思想、人的头脑。不过几千年的愚民政策并未能根除这祸胎,所以古人梦想盛世几千年,却始终没有见到那太平盛世。

    这晋朝皇帝不让臣民说话,也不是从晋武帝开始的,自从司马懿攫得曹氏政权时起,就是如此。实际上这捂别人嘴巴的办法也不是司马懿所发明的,只是在本文中去讨论这个问题,那就离题太远了。嘴巴的功能之一就是说话,既然不能说真话,那就只好不说话、说假话、说鬼话或者说废话。魏晋时人好象还没有良心丧尽,愿意说假话、说鬼话的人还不多,那么就只能不说话或者说废话。

    这不说话的人大概有三种。一种是普通的民众,那些大道理、小道理他们本来就知之甚少,又要拼命劳作去养活皇帝、后宫、大臣和自己的父母妻儿,他们当然不会说什么话。第二种是那些识时务的臣子们,他们觉得,人生短暂,象皇上那样多好,活一天就享受一天;管那些皇帝不让管的事不是吃饱了撑的吗?那时就有一个人在《列子·杨朱》篇里写道: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是很少的了;就算是活到了一百岁,孩童和老年的时间几乎占去了一半;晚上睡觉和白天休息的时间几乎又占去了剩余的一半;生病、烦心、忧虑的时间几乎又占去了其余的一半。在这剩余的十来年中,能够活得很舒服、没有一点烦恼的时间实际上也很有限。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就应当设法吃肥甘,穿轻暖,眼观优美的歌舞,怀抱妙龄的美人。人活着,当然应当及时行乐,“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尽力追求“音声”、“美色”、“放逸”,尽量获得肉体的满足。人活着,只要能追求到肉体快感就行。死后的事,不要去想;把尸体烧掉也行,抛到河里也行,埋到土里也行,丢在坟地里也行,用稻草包一包扔到山沟里也行,套上丝绸衣服放到石头棺材里也行。

    这种想法真是非常实在,我想晋武帝们虽然满嘴仁义道德,心里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吧。有晋武帝带头,皇亲国戚、将相大臣们也就群起效尤。因此,这个时代富豪们的排场就特别惊人。《世说新语·汰侈》中记载说,石崇家的厕所中有十几个盛装的侍女,专门为如厕者解带。厕所中放置了甲煎粉、沉香汁,等等。客人如厕,还要由侍女脱去旧衣,换上新衣;弄得有些男客不好意思如厕。《世说新语·汰侈》中还记载说,石崇每次请客,都让美人行酒。如果客人杯中不空,就将美人斩首。

    《世说新语·汰侈》上还说,王恺曾和石崇比富,王恺用糖浆洗锅,石崇便用石蜡烧饭。王恺在门外做了四十里的紫纱步障,石崇便做了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椒粉当泥土用,石崇便用玉粉当泥。王恺拿出晋武帝赐予的二尺多高的珊瑚来炫耀,石崇就用铁如意把它击碎,然后拿出七、八个三、四尺高,条干绝世、光彩溢目的珊瑚让王恺挑选。

    臣下尚且如此,那皇上的排场,我们可就无法想象了。当然,如此讲究排场的也并不仅限于晋朝君臣,后代的那些仁君贤臣,与晋武帝、石崇们相比,恐怕也不会逊色多少,只是没人再敢记载吧了。如今有些人见到了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穷极声色的官吏,总爱斥之为受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当然,资本家们不是从未欺骗过百姓,也不是从未追求过声色;然而既是“资产阶级”,那就是工厂主,他生产出来的东西是要拿到市面上去卖的;如果他的东西质量不好,价格太贵,那东西就没人买,那他就得关门,说不定还会欠上一屁股的债,那时恐怕是想做百姓而不得了。因此,资本家必须时刻想着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和当皇上相比,当资本家恐怕是没滋没味的。把那种追求享乐的思想称之为“资产阶级”思想,我想不是无知,就是包藏祸心。就拿这魏晋时期来说吧,那些穷极声色的人中,有哪一个是资本家的呢?

    这不说话的第三种人,当然是一些士大夫,天下大事,本是心知肚明的,但因为不能说,所以也就不说了。但老九习性,知道不对,嘴上不说,心里就难受,于是只好借酒浇愁,整天在醉乡中度日了。例如阮籍、嵇康,有时一醉就是一、两个月。而刘伶,为了喝酒,连穿衣服的时间也省略了。有客人去见他,他也还是赤身裸体;客人就斥责他,他却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子,房子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跑到我的裤子里面来?

    还有更多的士大夫们,不会喝酒或者不喜欢喝酒,那就只好说废话了。士人们大都不愿无所事事,说废话也想说得有创意,于是就有了魏晋的清谈。这清谈表现在行动上,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放达、高逸、不为俗事所累的风尚,时人称之为“风流”。这些“风流”人物,当时则称之为“名士”。

    这清谈,就表现为魏晋的“玄学”,所谓“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这清谈是怎么个玄法,我们看看王弼的《老子注》和郭向的《庄子注》两书中的宏论就知道了。要想知道魏晋人是如何的“风流”,那就要看《世说新语》了。例如,《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东晋时,已经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前秦主苻坚,亲率百万大军,水陆齐下,直指健康,企图一举消灭偏安于东南的东晋政权。当时执掌东晋朝政的丞相谢安,派出他的儿子、侄子谢琰、谢玄带领仓促集合起来的六万人马于淝水迎敌。这是一场关系到东晋政权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战役。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实在太大,东晋朝野人士大都认为,东晋这下子是彻底完蛋了。但由于苻坚轻敌,东晋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苻坚的百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当胜利的捷报传到健康时,谢安正在和别人下围棋;他看了捷报后无动于衷,继续和客人下棋。客人问刚才送来的是什么消息,他若无其事地说:“小儿辈大破贼。”

    《世说新语·伤逝》中说,王戎的幼子夭折了,山简去拜访他,王戎当时正在家里寻死觅活地号啕大哭。山简就安慰他说:不过是刚生下来的婴儿,何至于这样悲痛呢?王戎就说:圣人智识超群,因此忘记了感情;普通人愚昧无知,因此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真正能钟情于物的,就只是我们啦。山简一听,大为叹服,于是也就跟着他号啕大哭起来。

    《世说新语·雅量》中的另一个故事说,顾雍的儿子顾邵在豫章做太守,突然在任上去世了,他的僚属们赶快给顾雍送来了信函。当时顾雍正在和客人下棋,接到信时,没见到儿子的家书,只有儿子僚属们的一封便函;虽然脸上神色没变,心中明白儿子肯定不在人世了。不过他并未看信,而是和客人继续下棋,只是一边下棋,一边“以手掐掌,流血沾襟”。客人走了以后,他连叹两声,于是“哀情尽散,颜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王徽之住在山阴,有一天夜里那儿下起了大雪。王徽之一觉醒来,看到雪景不错,就打开房门,命仆人摆上酒席。他喝了几杯酒,走到门外一看,四周一片洁白,景色很是壮观。他就在门口小路上徘徊起来,大声吟咏左思的《招隐》诗。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老朋友戴安道来,当时戴安道住在剡县,离山阴很有一段距离。他干脆就叫仆人驾起小舟,连夜去造访老友。天亮以后,才到了剡县。小船靠岸后,王徽之就顺着小路走到戴安道的家门口。可这时他却突然转身,上了小船回去了。后来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不过是乘兴而来,兴尽当然就应当回去了。何必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

    《世说新语·简傲》中说,当王戎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当时已很有名气的阮籍,其时刘公荣也正在阮籍处做客。阮籍却独对王戎说:“今天我这里正好有两桶美酒,我们俩一起喝了吧。至于刘公荣,这回就没他的份了。”于是两个人就觥酬交错,喝了起来,刘公荣却轮不到一口。他们两人喝酒,刘公荣在一旁看着,三人仍然谈笑风生,不异平日。后来有人问阮籍,对客人这样厚此薄彼,未免太势利了。阮籍回答说:“比刘公荣地位高的人,我不能不和他喝酒;比刘公荣地位低的人,我不可不和他喝酒;只有刘公荣,我可以不和他喝酒。”

    《世说新语·任诞》中说,阮籍一家都能喝酒,他们家喝酒时不用当时一般人所用的杯子,而是干脆坐在地上,每人一个大碗,大口大口地往下灌。有一天正巧有一群猪跑过来,看着他们流涎水。阮籍就把酒碗送到猪嘴下面,猪喝一口,然后自己拿过来再喝一口。

    以这样的态度生活,当然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但以这样的态度为官、从政,实在也很危险。废话说得再有水平,也毕竟是废话。西晋时,就有朝臣批评名士们“立言籍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长此以往,必会弄得“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然而,如果不想歌功颂德的话,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后人批评他们的那些话,同样也是些废话。

    晋室南渡后,有些人就把这西晋灭亡的罪过记到了清谈家们的帐上,这实在很不公允。个别清谈家,例如王衍,也悔恨地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然而司马炎们会让他们去说、去做么?我们看看南宋岳飞的下场就知道了。对这种清谈误国的言论,谢安当时就反驳说:秦朝任用商鞅,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难道这也是因为清谈引起的吗?这话可真使人振聋发聩。

    不过这玄学毕竟是些无用的话,无用的东西要想永远有新意倒也很难。因此这魏晋玄学到了南朝以后就逐渐衰落了。然而说真话的时候还是没有到来。幸而又有后来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清朝的考据,给士大夫们继续打发时光。皇帝虽然不断换姓,却不过是在重复以前的老把戏,只是这些戏是越来越腻味了;但演员们却毫不自知,还在那儿上上下下的忙个不停,好象永远没有散场的时候。

    现在,我们再来十分简单地回顾一下晋朝的历史。晋武帝死后,中国再度陷入内乱,西晋就在这“八王之乱”中耗尽了自己的元气。相形之下,晋朝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倒成了巨人。公元316年,肉袒的晋愍帝乘着祖宗发明的羊车出了长安城,但这回不是去寻欢,而是去匈奴人的兵营投降。在此之前的公元313年,晋怀帝先已为胡人所俘虏。至此,西晋灭亡。司马睿逃过长江,在健康建立东晋王朝后,内部仍然动荡不宁,外部又有强敌压境,亏得王导、谢安等人,东挪西挡,总算为司马氏的半壁江山又延续了一百年的性命。随后,王、谢族人便也攀龙附凤,成为江南的世家大族;巧取豪夺的事,恐怕决不会少做。只是今天的王、谢故居,已经不能展现他们当年的豪势了。

    出了静谧的王、谢故居,再回到元宵节的夫子庙广场,但见万种彩灯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观灯的人摩肩接踵,一片喧腾。再回望乌衣巷,依然冷清;不禁使人有世事沧桑之叹。回想这六朝皇室的铅华,王、谢家族的富贵,已经为一千多年的风雨所洗尽;只是不知那故宅堂前的燕子,明天会飞入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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