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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学史料集萃—中国现代史卷中(1956—1978)

鲍鹭滨老师史料汇编团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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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2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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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鹭滨老师,任教于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厦门市骨干教师。从教20年,长期在高三毕业班任教,有丰富的高三备考经验。曾在省市各级教育教学技能比赛中获奖,参与多项省市教研课题,多篇论文发表于CN级教学刊物。作为主编的教学论著,《厦门六中素质教育课改研究丛书——中学历史史料教学集萃中国古代史》(上下卷,ISBN 978-7-5459-1793-2)已经在2020年12月中旬正式出版。

编辑推荐

本汇编参照人教版统编历史教学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体例,以通史体例进行编撰,分为上卷(1949—1956)、中卷(1956—1978)、下卷(1978—至今)三部分。本资料可以用于教学备课、命题,也可以作为提供给学生做史料阅读拓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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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卷为中国现代史分卷中,内容涵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主线索贯穿全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22年时间。汇编内容包括第三,四章,共计14节内容,字数约为39万字。

中国现代史分册史学材料汇编中卷参考文献

                                  

第三章  全面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十年(1956-1966

第一节  多快好省总路线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二节  大跃进中建公社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厦门大学出版社,

[]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

孙军玲:《大跃进运动起源探析》,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李伟:《大跃进运动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

[]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第三节  庐山会议万言书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

 

第四节  八字方针来调整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忠虎敖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0-1993》,陕西旅游出版社,

朱培民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陈国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简史(1949-1994)》,中国物资出版社,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岂之:《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五节  中苏交恶溯根源

刘志青著《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

蒲国良著:《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

刘勇高化民主编《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中》,珠海出版社,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六节  建国以来风俗变

[] 费正清/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

欧阳雪梅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49~1956)——卷1开国创业》,四川人民出版社,

金冲及 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许纪霖 著:《家国天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七节  两弹一星新教育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司德鹏主编,国防科工委两弹一星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自主创新永攀高峰》,党建读物出版社,

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编:《两弹一星共和国丰碑》,九州出版社,

荣兴主编,科学时报社编:《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暨南大学出版社,

柏万良:《创造奇迹的人们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湖北教育出版社,

陈学恂,高奇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国党史出版社,

薄一波:《若千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张力:《新中国70年教育事业的辉煌历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N],《中国教育报》,20190914日第3版。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前两年时期(1966-1978

第一节  海瑞罢官文革出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勇、高华民《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中》,珠海出版社,

杨进军,卫发洲著:《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原农民出版社,

习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

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1966-1976,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士义:《中国共产党史简明读本》,红旗出版社,

朱庆宝:《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航空工业出版社,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新中国往事:特别事件》,中国文史出版社,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二节 全面夺权风云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三节  上山下乡闹革命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当代中国出版社,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四节  兵乓外交大突破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学文、王俊彦著:《世界杰出外交家周恩来——“乒乓外交”与中美、中日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自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十年风雨(1966-197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润:《冷战背景下的联美抗苏战略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五节临危受命挽狂澜

蒋家俊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朱宗玉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

 

第六节巨星陨落风暴熄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人民出版社,

陈显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史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

[] 费正清著:《观察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 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进军、卫发洲主编:《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原农民出版社,

秦愉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何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出版社,

李正华张金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

 

第七节  徘徊反思明方向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岂之:《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正华张金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

李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

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

陈昌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7513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511日,

杨忠虎敖海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陕西旅游出版社。

 

 

目录

中国现代史分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材料汇编

1949——21世纪初叶)

中卷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发展

1956—1978

                                    …………001—003  编辑:鲍鹭滨

第三章  全面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十年(1956-1966

第一节  多快好省总路线                  …………004—029  编辑:鲍鹭滨

      第二节  大跃进中建公社                  …………030—082  编辑:周小飞

      第三节  庐山会议万言书                  …………083—122  编辑:鲍鹭滨

      第四节  八字方针来调整                  …………123—159  编辑:王文庆          

      第五节  中苏交恶溯根源                  …………160—205  编辑:王文庆

      第六节  建国以来风俗变                  …………206—242  编辑:鲍鹭滨

      第七节  两弹一星新教育                  …………243—279  编辑:孙佑泽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前两年时期(1966-1978

第一节  海瑞罢官文革出                  …………280—318  编辑:李敬梅

      第二节  全面夺权风云变                  …………319—341  编辑:石再一

第三节  上山下乡闹革命                  …………342—377  编辑:温      

      第四节  兵乓外交大突破                  …………378—414  编辑:林美云

      第五节  临危受命挽狂澜                  …………415—449  编辑:王文庆

      第六节  巨星陨落风暴熄                  …………450—478  编辑:王文庆

      第七节  徘徊反思明方向                  …………479—506  编辑:朱运荣

 

精彩书摘

史学聚焦2对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分歧与第二次工作重心转移的失败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根据他对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状况的分析,认为中国已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9757770页。)根据这种情况,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以便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毛泽东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1956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和宣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因此,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毛泽东作为这次会议的代表与领导人,在会上举手赞成这个决议。事实上,他对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有保留的,他认为这个提法是拿现在同将来比,拿中国同外国比,不符合实际,因而使不适当的。后来,他在1957107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组长会议上讲话时说,这个提法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

毛泽东领导的1957 年夏季反右倾斗争严重扩大化,对他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反映在理论上,最主要的就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在19577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章中,他提出了在整个过渡时期,城市和农村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到了91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毛泽东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次会议讨论了他提出的这个观点。109日,会议结束时,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他癌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因为他是为这次会议讨论此问题所作的结论,也就表明八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他的观点,导致19585月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作出改变八大决议的正式结论。这样,八大路线的理论基础被推翻,同时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打断了中共八大提出的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的进程,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第二次工作重心转移失败

从理论上讲,主要矛盾是和主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毛泽东在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以后,却坚持把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作为主要任务。他从1957年冬到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正是为了替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加强物质基础。这样,在1957年冬至1958年,在毛泽东的理论中,发生了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不一致的情况。由于在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关系中,是前者决定后者,所以二者的关系必然一致的内在要求,终于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全党的工作重心又从经济建设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去了,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摘编自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第十一章,第157159

 

引证材料1大跃进的发动的背景

建设速度问题,在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严重错误是:急于求成,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发动了持续三年多的大跃进

这个错误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新中国缺乏经验。许多领导人强烈地感到中国经济严重落后造成的巨大压力,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已经取得的政治上的独立是没有保障的。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当时广泛流传。大家都希望抓住有利时机,大大加快建设的步伐。

1956年,在经济建设上已经出现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周恩来和陈云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2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陈云在19571月也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他针对1956年的冒进,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陈云文选》第3卷,第52页。

毛泽东不同意提出反冒进,认为它给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但他当时正忙于整风和随后的反右倾斗争,而且对事情还要看一看,没有立刻明白地表示反对态度。反右倾斗争后他认为社会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重大胜利,现在需要把群众中提高了的觉悟和热情转化为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和提高公有化程度的推动力。政治上的反右,又推进了经济建设的反右。195711月,他第二次去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前一个月,苏联率先把第一课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震动了世界。毛泽东在会上对整个世界形势乐观地作出东风压倒西风的估计。

当时,苏联提出15年后(也就是1972年)要在钢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产量方面超过美国。毛泽东就考虑中国相应的能不能在这个时间内超过英国。他做了一点调查后,向在苏的中国留学生说: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520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1200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22002400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4000多万吨。我问过(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同志,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2000万吨,再过15年顶多达到3000万吨。那么,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会大大改变了。毛泽东接见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时的谈话记录,19571117日。

单拿钢铁产量15年超过英国这个具体目标来说,还不能讲是毛泽东凭空提出开的。后来领导过宝钢建设的陈锦华写道:1972年,中国虽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提出的年产钢4000万吨的目标,但经过调整和多方面的采取措施,1972年中国仍然生产了2338万吨钢,比同年英国生产的2232万吨还多了100多万吨。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143145页。问题在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指导思想由此发生了变化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二十章,第611613

 

补充材料: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表现

1962年底,我国国民经拼的全面调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要表现在;

1)农业生产扭转了前3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开始回升。196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584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2%;粮食产量达到3200亿斤,增长8.5%;油料产量达到了 3684万担,増长10.4%;生猪年末存栏头数达到1亿头,比上年增加了 2440万头。向商业部门交售肥猪1645万头,比1961年增加1.1倍,扭转了连续4年下降局面。全国约有1/4的县农业生产恢夏或超过了1957水平。

2)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4.5%提高到38. 8%,工业降到61. 2% ,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由1960年的41改变为接近21。在工业中,轻重工业的产值比例,由上年的42.5 :57.5改变为47.252.8

3)国家财政扭转了前4年岀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1962年财政收入313.6亿元,支出305.3亿. 结余8. 3亿元。

4)市场供应緊张情况有所缓和,人民生活水平略有回升1962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基本持平,但年末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减少15%。全国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了 35% 1962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由上年的415元增加到440元。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髙4.5%。每人平均口粮増加11斤,猪肉増加1.6斤,棉布増加2.5尺。

这些情况表明,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国民经济全面调整已经初见成效。

——摘编自朱培民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7月第1版,第二章,第120-121

 

3.1963-1965年继续调整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475

史学材料研读一:再用三年调整的决策

在调整方针的指导下,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市场供应明显改善,财政收支情况良好。当国民经济岀现明显好转的形势后,要求上基建、上速度的倾向再度抬头,19636月,国家计委召开1964年年度计划座谈会,各地代表对经济形势好转程度和1964年经济工作是否继续贯彻八字力针的问题,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人认为八字方针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争取工农业生产新髙潮是新的大跃进的开始。

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比较冷静。7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1963年至1965年三年继续调整的想法。随后,他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汇报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初步意见时,针对重新出现的急躁情绪明确指岀:国民经济调整从1961年升始要进行五年,八字方针不要马上改变,还实继续调整。邓小平当时也指出:还要进行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1963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国民经济形势确实出现了明显好转,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农业生产尚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粮食产量还低于 1952年;基础工业还很薄弱,许多企业的生产能力还不配套,很多损坏的设备尚待维修或更新,企业的经营管理还很不健仝,亏损还相当严重,因此,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在此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髙 50%,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水平上取得基本协调,国民经济管理工作走上正轨。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四川出版集团,20044月第1版,第475-477

史学材料研读二:再用三年调整的实施

根据中央再用三年调整的决策及其一系列具体部署,1963—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

首先是大力加强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部门,恢复和提高老企业、老基地的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由于既进对矿山采掘工业造成严重破坏,如当时煤炭系统77.5%的矿井采掘失调,32.5%的设备失修,使采掘工业一时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继续调整的三年中,这些部门利用大幅度调低生产指标的时机,大力加强矿井掘进与剥离,使矿山采掘关系基本恢复正常。1964年底,全国黑色和有色金属矿山设备完好率达到80%左右。1965年,全国各企业载重汽车完好率达到86.2%。这就给老企业、老基地发挥作用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是自力更生与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有重点地发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新兴产业,填补缺门,提高国家整体工业水平和经济实力。这期间,国家在外汇极其紧缺的情况下,有重点地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引进石油化工方面20个成套设备项目(实际引进14项),对开发我国石油化工新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石油工业经过I960年开始的大庆油田的开发, 1963年原油产重达648万吨,1965年达1 131万吨,实现了石油供应的基本自给。电子工业到1965年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在导弹制导技术、现代雷达、微波技术、计算技术等方面有所突破,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19646月,我国中近程战略导弹试验成功, 10月,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是我国电子、原子能和航天科技工业综合水平的反映。此外,1963年以后还有计划地对跃进时期仓促建设的一些新企业、新基地,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建设,使之形成生产能力,发挥经济效益。

第三是加强管理,调整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国民经济活力。 1963年之后,全国工商企业努力降低消耗,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扭亏増盈取得显著成效;国家对部分工农业产品的销价与收购价作出调整,使工农业产品比价上的矛盾有所缓和,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又将若干非工业部门属于地方管理的基本建设投资划归地方统筹安排,发捧了地方积极性;在国家财力很困难的情况下,1963年给40%职工提高工资,调动了广大职工积极性。1963-196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提高 26.1% 20.1%.22.5%,使这三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年份之一。

第四是三年继续调整中还进行了某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性试验,积累了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经验。比较突出的:一是进行了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同消费资料一样都是可以流通的商品;物资管理要像商业部门管理商品一样,既要管理,又要搞活,要按市场要求预生产这已十分接近在物资管理中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新思路。二是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即按行业和协作关系,把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专业性大公司,实行按经济办法而不是靠行政手段的管理。19633月起,中国烟草工业公司、中国盐业公司和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相继成立,开始组建托拉斯试点;19648月之后,汽车、纺织机械等公司相继建立,全国性托拉斯公司共计12个。截至19656月,京、津、沪、渝和辽宁、黑龙江等省市也建立地方性托拉斯共11家。这是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企业管理形式,试图对我国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体制进行改革的一次有创见的试验。三是开始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试验,即在全国推行合同工、临时工,使之同固定工(正式工人)并行。这对后来改革我国吃大锅饭的劳动制度,同样有借鉴意义。

当然,在取得直要进展的同时,三年继续调整也受到正在开展的等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影响。农村中对所谓三自一包等的不断批判,不但堵塞了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改革的探索,也严重伤害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倾思潮下,对城乡集市贸易卡得越来越紧,甚至采取排挤和取消的方针,使得在调整中刚刚恢复的多种流通渠道再度受阻,严重阻碍了城乡农副工贸的恢复与发展;而城市中错误地把国营企业搞经济核算当作利润挂帅金挂帅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加以批判,更直接妨碍了对企业的整顿与管理,并使当时迫切需要的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体制改革试验难以铺开。所有这些的干扰不但使贯彻调整方针受到局限,而且埋伏着中断我国国民经济沿着调整所开辟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的隐患。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7月第1版,第四章,第166-168

 

史学材料研读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本部分内容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内容为准。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密切合作的。他们相互呼应,在动乱中夺取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后来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有超越自己的可能,把它看作自己进一步掌握大权的主要对手。江青集团确也野心勃勃。双方之间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斗争更趋激烈。这些野心家都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为了各自宗派的私利,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断借机生事。在19708月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两次会议上,林彪江青集团的争夺开始表面化。

 

史学聚焦1林彪事件

引证史料1

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居于副统帅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高峰。他们企图利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机会,夺取更大权力。1970411日,林彪一反一贯紧跟毛泽东的常态,在毛泽东多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后,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表面上林彪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实际上林彪集团的目的是要他当国家主席。

     1970822日在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原定讨论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议一开始,林彪首先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利用宣传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后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林彪集团不顾会议预定议程在各自小组会上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和陈伯达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天才的语录,抓住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不点名的攻击江青集团。毛泽东了解到全会上的不正常的情况后及时制止,全会于96日恢复原定议程。九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见形势不利,决定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197011月,林彪之子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收集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起义三个字的谐音,指武装起义19718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南下,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南方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谈话中提出林彪集团的问题。林彪集团得知后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9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批准林立果行动的命令。林立果密谋在毛泽东南行的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9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觉察到一些可疑情况后,迅速乘车于912日提前返回北京,使得林彪集团的谋杀计划破产。当日傍晚,林立果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达山海关。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一事,并命令该机马上飞回北京。阴谋败露后,林彪、林立果、叶群于9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叛逃。越出国境后,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但是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仍然让江青等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八章,第585-588页。

 

引证史料2

19738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8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等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仍然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告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从总的方面来说,党的十大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都继承了九大的倾错误。党的十大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更加扩张。但是许多干部、党员通过林彪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识别能力。一场更激烈的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八章,第594-596页。

 

补充史料1

对林彪本人,周恩来作了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他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

他在这次讲话中鲜明地提出了要批透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用不少篇幅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

毛泽东过去也多次说过反对极左思想的话,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是他只是把这看作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周恩来要在批林整风中集中地批判极左思潮,使他担心会导致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十二月中旬,他找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批林整风中对极左思想的批判不得不中断。事实再次证明,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允许批判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便不可能根本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不久,张春桥、姚文元又乘机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掀起一场反右派回潮运动,使稍有好转的形势又出现逆转。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二十三章,第1060-1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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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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