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历史改革中值得关注的一种命题思维：

                            ——以2005年上海历史高考第30题为例

何成刚  吕准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5   浙江师大附中  金华  321004）

本文发表于《历史教学》2005年第8期（总第501期）上

近年来上海历史高考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其考查形式的灵活性和考查目标的探究性尤为突出，与全国历史高考试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历史试卷里每年都可见许多新气象新动向，这是历史教育界所一致公认的。

不过笔者撰写此文，不是评价2005年上海历史高考试题的优点，而是以第30道题为例，主要就其命题中的缺憾，冒昧做一番挑刺。并提出了今后类似命题的建议。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原题如下：30、民国初期学生心目中的伟人

1913年对3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崇拜的人物依次为：孔子、孟子、孙中山、颜渊、诸葛亮、范仲淹、岳飞、王阳明、黎元洪、华盛顿。

研究性学习的重要一环是提出课题。某中学历史学习小组针对以上材料展开讨论：

甲：中小学生崇拜孙中山、华盛顿，说明辛亥革命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乙：你看这些学生崇拜的仍是孔孟，说明辛亥革命后社会变化不大。

丙：没那么简单。他们为什么既崇拜孙中山、华盛顿又崇拜孔孟呢？

问题：（1）你如何理解甲、乙的说法？丙为什么说“没那么简单”？

答：甲：共和体制确立，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乙：封建传统观念仍有影响。

丙：他们既崇拜孔孟，又崇拜孙中山和华盛顿，说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

    （2）根据上面的讨论，为他们的研究拟定一个题目。

答：所拟题目规范、切题。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则问题比较严重的试题。这则调查问卷其实来源于1913年7月1日出版的《时报》。该报刊载一则报道，具体如下：应考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300多人都是中小学生，而非“300名”中小学生。其中命题人要求考生列举崇拜的人物，而非一般的“调查”。统计的结果是：崇拜孔子者157人，孟子61人，孙文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文正8人，岳飞7人，王守仁、黎元洪6人，大禹、陶侃、朱熹、华盛顿4人，程德全2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2人，伯夷、周公、仲田、苏秦、张仪、秦始皇、张良、萧何、韩信、司马迁、马援、班超、陆九龄、韩愈、司马光、程颐、徐光启、顾宪成、史可法、曾纪泽、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马丁•路德、培根、卢梭、梁启超、武训、杨斯盛、安重根、蔡普成……各1人，此外23人没有崇拜对象。很明显，试题所提供的材料与原始出处相比，已经被命题人“自作主张”地删除了若干重要的信息。

如果我们详细地看完这则报道的话，这道试题提供的参考答案就有值得商榷的余地了。

第一，崇拜孙中山的中小学生只占所有学生的5.7%，比例非常小，在革命势力极强，风气极盛，教育又较为发达的江苏，学堂学生做出如此的选择，怎么能说明“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呢？再说，以一场并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便欲实现“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的目的，是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心理？尤其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形势下，“深入人心”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1913年时的这300名中小学生，在当时中国可以算是“中高级知识分子”，如此高的学历对孙中山的认识尚如此这样，那些在广大的农村和乡村里，没有读过的书的人，对于“民主共和”的认识又该如何？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这300名中小学生，只代表社会中的极小一个群体，在当时的社会民众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这份考试问卷调查的结果有多大的说服力以及学生的回答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发展状况，是值得怀疑的。

在笔者看来恰恰相反。实际上，1913年前后，孙中山并没有袁世凯的“群众基础”雄厚，这已被众多的历史史实所证明。否则，袁世凯怎么会轻易地“窃”了民国呢？怎么能容易地打败了占有东南半壁的革命党人，进而把孙中山赶到日本去流亡？当然，袁世凯“窃”民国一说并非历史的评价。实际上孙中山自愿交出民国大总统之职，就是考虑到了袁世凯在当时颇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且，不能仅仅以学生崇拜孙中山就断定“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是不严谨的。更严重的是，试题命制者草率地删除了调查的重要数据，没有了这些宝贵的数据，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引导学生从历史教科书中照搬结论，这与“以论带史”有何区别？

碰巧的是，笔者在翻阅1919年1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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