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那么,“信阳事件”的悲剧发生的原因何在，是天灾？还是人祸？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讳莫如深?

　  ■什么是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是“农民群众饿死”的代名词，是官方描述大饥荒的定型字眼。

那么,信阳事件中饿死了多少人呢?

  　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著名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著名作家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信阳地区辖信阳市和固始、光山、淮滨、潢川、罗山、息县、新县、信阳县；上蔡、平舆、汝南、遂平、新蔡、西平、确山、西峡、正阳十七个县(与现在不同，现在的信阳市不包括后9县)。该地区部分县的非正常死亡数近年已被陆续披露.
    譬如新编《信阳县志》记载：非正常死亡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西平县志》记载饿死约四万人。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潢川县先后饿死五万六千多人。
   《息县志》记载一九六○年内非正常死亡十万七千余人，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临靠淮河的淮滨县，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四千人，《淮滨县志》载：一九六○年死亡十点二万，九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为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九！每四个人就死了一个。当时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半个月内余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先后死去。据张树藩说：余德鸿老家的村西头饿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抬。
　　上述七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为五十二点六万。其他十个县，新编罗山、西峡、新县的县志均载非正常死亡万人左右，可能属于官方说的情况不那么严重的县。此外七个县情况可能与上述七县类似，即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光山县死绝了的户数比息县多，非正常死亡数可能也大于息县。

    由此可以推断，全地区非正常死亡总数应在一百万左右。　
　
    张树藩（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在其遗作中说，一九六○年二月时他曾估计饿死的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但后来..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信阳，“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大概出于政治顾虑，对这个“多好几倍”，张树藩没有详说。但是这可以佐证一百万的估算不会过高。而《信阳综览》、《信阳地区志》的数字毫不足信。　
　   关于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据说..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当年董必武派的调查组回北京汇报后，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信阳事件”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直接恶果。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央无视农业生产历来丰、平、歉交替的事实，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征购一千一百五十亿斤，这是五八年的标准，但实际上五九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这一千三百五十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粮在五九、六零两年己急剧减少,从五七年的二百五十斤减少到一百七十四斤。　　五九年粮食减产百分之十一，征购数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七。而五九年全国征购的粮食占量的百分之四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　
　　　
    结果，一九五九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及五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七。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开始，各地人民公社的食堂相继缺粮。到一九六○年初，“非正常死亡”遍及全国农村，无可遏制。

 河南省是大跃进的红旗,信阳地区又是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

当时的中央委员、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许昌地区宝丰县人。他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辗转到了美国，成为一名科学家。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了。”说著流下了眼泪。

　  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

    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五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淮(经济学家)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
    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这就是后来..确认的“信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