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苏联的不公平援助

从国民党正式成立前后，苏联就一直在帮助国民党。斯大林派马林、鲍罗廷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命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斯大林出枪8000支、援助10万卢布建立黄埔军校，排除大批军事顾问和教育人员……

斯大林还援助冯玉祥。在1924年到1926年8月之间，苏联援助冯玉祥飞机60架、大炮60门、炮弹58000发、机关枪227挺、步枪35000支、子弹510万发等。

在孙中山逝世后，苏联斯大林一方面加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另一方面以蒋介石接替孙中山。

1926年3月15日，斯大林主持第六届共产国际扩大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在国民党中，只有蒋介石得到如此殊荣。

苏联共产国际对待中国的国共两党为何态度差别如此之大？如果这些援助都给了共产党，那中国革命又将是一番什么境况？

3、纵容姑息国民党，压制共产党

在共产国际授予蒋介石无上荣誉的三天后，国民党就发动了“中山舰事件”。5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事先和鲍罗廷会商的《整理党务案》，之前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鲍罗廷特别指示出席会议的张国焘和谭平山：不管内容如何，都要向蒋介石表示支持国民党会议的决议。根据鲍罗廷的指示，共产党对《整理党务案》做了让步，获得会议通过。

多少年来，把国民党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归罪于陈独秀，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铁证。然而，事实上应该负责的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更有其背后的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布哈林和斯大林。是他们指使鲍罗廷对国民党蒋介石让步，支持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与陈独秀风马牛不相及。

4、北伐中的明争暗斗

1926年7月9日，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下，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苏共派来20多名军事顾问支持蒋介石北伐。

与共产国际的态度相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公开批评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同时开展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陈独秀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中说：“若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政权位欲的活动，即使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

在北伐的高潮中，陈独秀仍不乏清醒的头脑。在北伐军进军到湖南、湖北以后，9月下旬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在《关于最近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发展报告》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派领袖对于北伐的目的只在于争夺地盘，内部暗潮甚烈重视不够”，他再次提醒全党“北伐中须防投机的军人政客权位欲的活动，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与利益。”

我们的高中教材中一直盛赞轰轰烈烈的北伐斗争，说国共团结合作，各阶层民众广泛支持，广大将士英勇善战。而且在章节顺序的安排上，把“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安排在北伐胜利后讲述，容易给学生造成误解，至少也是难以认清局势的实情。

5、苏联执迷不悟，自欺欺人

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正如陈独秀所说在谋求权位，谋求党权、军权、政权于一身。不久开始排斥苏俄代表，并公开发表反苏、反共言论。1927年2月21日和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2次发表演说，扬言要制裁共产党，反对苏俄。

中共中央在《向导》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但是苏联和共产党却大力宣传蒋介石是“服从国民党的”，是不可能“反对共产党”、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妥协”的。

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宣传下，蒋介石是的的确确、实实在在的革命家——甚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甚至在蒋介石挥起大刀砍向共产党人头颅，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共产国际仍反对东征讨蒋。

直到蒋介石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共产国际代表才于22日发表了《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胁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愤怒谴责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凶手和民族的叛徒”。但接着，斯大林又指导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斯大林的策略仍然存在错误。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自己。也没有明确指出蒋介石就是国民党新的“右派”。

5月13日，斯大林又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转移。同学们，要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心。”

到1927年5月31日，斯大林给中国革命发出的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仍然希望国民党能够挽救中国革命，甚至企图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以无原则的让步换取汪精卫等国民党人的支持。

6月15日，陈独秀再次致电共产国际，也是最后一次向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员退出中国国民党，同时在他召开的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重新估计形势，独立制定自己的政策。”

陈独秀一而再，再而三的提意见，激起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而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委员们却保持沉默，使陈独秀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6月18日，苏俄《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讲话，点名批评陈独秀对国际的指示是“阳奉阴违，执行不力”。

6月30日，在鲍罗廷支持下，陈独秀召开政治局会议，仍然把维护和国民党的联盟作为最高原则。同一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拒绝了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却承认汪精卫武汉政府“当处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正式反对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这是谁的责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回答：陈独秀！

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局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

原苏联远东问题研究所中国历史部主任、历史学博士格鲁宁教授说：“1924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便从左的立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条左的路线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他给陈独秀戴上了一顶大帽子：“左倾宗派主义”。

三、三方合作成败评断

对于在苏联指导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国民革命运动的成果，中学教材中一般都是这样讲述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大革命。他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一度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把这作为国民革命的成果乍一看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从本质上来看，打击北洋军阀也就是打击中国内部的反动势力。然而事实的结果呢？一个反动势力被打倒了，另一个反动势力又抬头了——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为国民政府，但他却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他和原先的北洋军阀政府有多少区别呢？如此说来，能将动摇北洋军阀政府视为国民革命的实际成果吗？实际上，这场大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

大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华民族的命运都未改变。也许蒋介石的天下比北洋军阀的天下，从社会面貌生活方式上看更接近近代社会，但这也是极不平衡的，更是表象的。而且，即使表象的改变也不该是蒋介石的功劳。那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客观必然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回过头看，最初列宁和孙中山合作的初衷——消灭中国的反动亲帝国主义势力，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后，完成了多少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的多少呢？几乎为零吧！

如果要问，这场所谓的国民革命中最为受益的是谁？在梳理完这三方的关系后，我看应该算是蒋介石。

苏联方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援助的蒋介石到头来却是反苏的。

共产党方面赔了夫人有折兵，损失惨重。

只有蒋介石得到了苏联的大量援助，又勾搭上了帝国主义，成为了国民党的总裁，大权在握，为其后来的独裁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记：正在阅读田老师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国民革命史教学中的困惑》，刚好看到这篇《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明白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