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革：历史教育的评判标准吗？

王 雄

革命时代，人们以革命为一切社会进步的代名词，认为唯有革命，社会方可进步。唯有革命，方能去除社会上顽固的积弊。

改革时代，人们又以改革为一切社会进步的代名词，唯有改革，社会才可进步。唯有改革，方能给世人带来幸福。

不仅如此，各种相对的观点常常论战不休，似乎唯有自己手中掌握真理。维护革命的有这般辩词：

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没有根据的。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不可能只破坏原有的政治框架，而不提供并建立新的政治框架。无论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还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推翻什么政治制度，建立什么政治制度，都很明确。

宣扬“告别革命”者攻击革命的一个论点是所谓“杀人流血”。这种说法并不新鲜，戊戌维新失败后的康有为等改良派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是如此说。不用暴力革命，不发生杀人流血，社会永远是平和地发展，当然很好。但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中外的历史还找不出这样的事实。（龚书铎）

反之，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不一定是好事情。我觉得，通过八十年代末的巨变，中国有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对象，是改变话语的时候了。

我国的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李泽厚）

一种折衷：

“告别革命”的命题，并非无条件成立；革命是弱势群体的专利。弱势者的克制和理性，是以“强权能得到抑制，贫者有其出路”的希望为前提的。如果整个社会都找不到能抑制强势既得利益的力量和手段，那么，强势者的过度行为，必然会使革命成为没有选择时的唯一选择。因此，与其说“告别革命”，不如说“不轻言革命”。（网名：闲言）

这样的辩论可以让我们深思：历史教学的价值取向到底该如何确定？是随时代之变迁而变动，还是取折衷的态度，革命亦可，改革亦可，只要对社会的进步有益。人们似乎更愿意肯定后者，因为后者看起来客观呀！然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折衷的取向其实也在无意之中培养了学生的狡猾与投机呢？

其实，更多的教师根本不去管什么革命还是改革的谁是谁非，他们只需要知道教科书上怎么讲，就怎么教，因为考试从来不会让学生去辨析，去思考。对于一国的国民历史教育来说，如果只让学生记住一些僵硬的结论，而缺乏反思与批判，那是非常可怕的。

革命与改革的评论可以多种多样，百花齐放，何必要求学生惟一而终呢？如果那样的话，可能终止的便是每个学生的独立思考，一个不会独立思考的民族还能独立吗？

独立思考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质疑、判断与推理。质疑是思考的起点，判断与推理应当依托于逻辑与史实。此外，历史教育中还有一种道德的责任。

以革命为例来看，革命有正义的一面，因为，反抗暴政正是人民的权利，对于任何暴戾无道的专制政府，人民有权废弃它。但是，革命之中，人性已经将暴力看成合法，不免伤及无辜，破坏过巨，甚至摧毁社会应有的道德根基。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社会危机的出现都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是不是只有革命？

以改革为例来看，改革能除旧立新，一般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改革不当酿成悲剧的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甚至也有打着改革的旗号倒行逆施的。改革的途径众多，是不是遇到危机只此一条大道呢？

而革命与改革之外还有保守与顽固。保守是错误的吗？是倒退吗？恐怕现在也不能如此武断，保守的另一种解释是稳健与传承。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认为：吾人在中华民族失位的处境下，能明吾文化自有价值，动心忍性，站住自己，守住文化 根本，以使一朝风云际会，得再植根基，共造中华，让中国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世界。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得到人们的赞许。即便是顽固的思想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顽固则是对已经被历史所淘汰的事务依然抱有坚持的决心。王国维曾被看成是顽固之人，然今日，平心静气地看王国维，不免使人肃然起敬。

历史教育当教给学生以智慧，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而多元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的恐怕首先是学生能否进行这种独立思考，而不是用标准答案来约束。当然，在任何历史的关键时刻，那种以最小的生命代价而赢得进步的革命或改革，恐怕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