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李鸿章、曾纪泽，历史和外交
最近有人捧起李鸿章，说我们现在国力很弱，要善于言和妥协，不要招惹美国，要顺着他，要从新认识李鸿章的外交为今所用，——为目前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寻找“历史依据。去年11月，合肥市政府投资近千万元人民币修复李鸿章享堂，我已经在人民网发表评论。才不过一个月，又传出：“历史学家”在中学历史《学习指导》中称：岳飞、文天祥，不称之为“民族英雄”。现在，央视播出《走向共和》，我们从中看到了有别于历史书中的全新的李鸿章——韬光养晦、高瞻远瞩、有勇有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这么热心让历史人物“与时俱进”。于是忍不住再说几句。
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他认为，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国势贫弱，一旦发生争端，很难占据上风，更难以决胜疆场，提出了“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的思想有忠君效国的成分。他主办洋务，兴办近代企业，创立北洋海军，也是力图富国强兵,逐步扭转对外的不利局面。这和汪精卫之流不同。
李鸿章也是一代外交家，他的外交特点是：1、外须和戎，通过妥协退让，换得他人的谅解、宽容，和平共处，以换取喘息、发展时间；2、以夷制夷，实质是出卖主权利益给“友邦”，以换取对“敌国”的制约，但是这是在自己利益格局内让别人打架；3、相信国际法的约束力。但是作为朝中重臣，光有这点还不行，还要依据现实条件，以谋略和坚强的意志，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他的做法，用古话说，就是以德服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理想主义的成分太多，这套东西与强取豪夺、吸血成性的列强交往，无异“与虎谋皮”，怎能不吃亏？怎能不落空？这套东西不用说对付列强，就是对付小国也会被敲诈勒索，有苦难言。简而言之——昏庸无能！
而判断是投降还是灵活机动，关键是看是否有斗争的思想意志、准备和行动，如果没有，就是投降！
1870年代，新疆有被英国、俄国势力染指，有分裂的危险，与此同时，日本侵占了我国的台湾和琉球，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保海防，并抛出“和日制俄”的谬论；但是，当台湾、琉球有难时又一味退让，他说：“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他不同意对日本割让辽南的要求，因为那使清廷“发祥之地”；但是对日本割让台湾、澎湖的问题上，他的意见是“若欲和议速成，赔款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先同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后又同八国联军签署《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李鸿章根本没有斗争的思想意志，又无斗争的行动，又哪里有相应的谋略？他最注重的还是他的官位！
“不料，在《走向共和》剧中，李鸿章一反往昔昏庸无能的嘴脸，而是以老成谋国、智勇双全的形象闪亮登场：他高瞻远瞩，劝说朝廷在实力不够时应避免和日本开战；他一心为公，要从为慈禧太后祝寿的经费中抠出银两给北洋水师买炮弹；他忍辱负重，在战争失败后甘愿承受千古骂名去签订和约并竭尽所能减少中国的损失……屏幕上的李鸿章完全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者。”
有人会说，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在外交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说弱国更需要外交技巧和坚韧的意志，在弱势中军事家、外交家同样可以创造胜利。
1867年，英国支持的阿古柏在新疆的南疆搞分离，成立了喀什噶尔政权。1871年，俄罗斯趁机出兵占领伊犁。与此同时，日本侵占了我国的台湾和琉球。在清朝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负责对外交涉的大臣李鸿章借题提出放弃新疆的谬论。他说中国之有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让出新疆则可撤退以出塞和停止尚未出塞各军，移饷做海防之用。而主持西北军事的左宗棠坚决反对，朝廷则认为：“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陕，甘，山西防不胜防，北部无宴眠之日”。最后决定，新疆要规复，新式海军也要办。当时清朝国力衰弱，军事装备落后，俄罗斯军官对英国人说：中国人收不回新疆。1877年俄、土交战之际，湘系军阀左宗棠领兵收复新疆，阿古柏服毒自杀。清朝趁此与俄罗斯交涉收回了伊犁及伊犁以东。
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现实主义的东西相对多些，而且意志坚韧。他认真考求中西之间“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他认为：“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为威力所绌；理有不足，则见机退让。”在中俄伊梨交涉等外交折冲中，就能在谈判桌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收回伊梨河南面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等，更多地维护国家利益。他令俄谈判对手敬佩，英国驻俄大使达弗林评论说：“中国迫使俄国干了他以前从未干过的事：吐除了他已经吞下的领土。”——真是“虎口夺食”！
历史地看，中国正在“止跌回升”，但是总的看，我们仍然处于弱势、守势。探求弱中取胜更有现实意义。我们的历史学家、影视作家为什么不去多研究、多刻画，弱中取胜的左宗棠，虎口夺食的曾纪泽，主张“新疆要规复，新式海军也要办”的郭嵩焘？ 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传承的基因，而要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他的历史文化。
君不见，美军入侵伊拉克后，放任、参与抢夺、毁坏伊拉克的历史文物，要重写伊拉克的历史教科书！而美国的制片商突然又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要投资按他们的口味拍七部中国历史题材的大片，《英雄》只是其中一部。文艺作品不完全等同历史，广大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历史首先是从文艺作品，它的影响力是广泛而巨大的。当文艺作品中的历史观被广大人民接受时，修改历史书也就水到渠成了。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后人不能为了现今的某些目的，而“与时俱进”地篡改历史，在历史人物的脸上涂脂抹粉或更换脸谱。后人不能苟求历史人物“与时俱进”，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岳飞、文天祥因为中华民族的融合、扩大可以不是民族英雄，那么吴三桂、汪精卫也可以平反。李鸿章一反往昔昏庸无能的嘴脸，而是以老成谋国、智勇双全的形象闪亮登场……如此下去只能使人民的思想、价值观产生混乱。
自宋朝以来，中国人已经越来越缺乏血性、刚性。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扫中国几百年的颓势！我们的前辈不乏血性、刚性，我们不能自变基因，使我们、我们的后代变得委曲求全，息事宁人，逆来顺受！ 借影视作品还历史人物真实面目无可非议，合肥市政府投资近千万元人民币修复李鸿章享堂，其本身也没有什么对错，只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获得批准。但是，关键是人物的刻画、解说词一定要掌握分寸，否则会有“替卖国贼立碑翻案”之嫌，误导后人。
我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1840年到现在，在对外斗争中，以德服人，理想主义的东西不少，吃了很多亏。从1840年到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生产力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但是在利益相争时，依然是血雨腥风。以德服人，理想主义，不是不要，切不可太多，前辈的教训该吸取。 中国是弱势一方，中国从来没有主动与美国为敌，毛主席也没有。是祸躲不过，作为战略防御一方，如何减少压力，有选择地妥协，有选择地出击，才是正道。总之，千万不要学李鸿章，一百多年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一般是要惨败的。如果因此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岂不是和李鸿章一样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