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简单化倾向　　 刘凯华 (广东省兴宁市第一中学 广东兴宁 514500）爱国主义教育历来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教师也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遗憾的是，在历史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出现了一种简单化的倾向。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简要论述。陈旭麓认为，“爱国主义的简义就是忠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1](p31)“是建立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一般就是国家民族固有的东西使其不受侵犯而言。然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则在于不断发展，普遍提高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水平。”[1](p33)可见，爱国主义蕴含如下几层意思：一是拥有忠诚热爱自己祖国的深厚情感；二是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特别是长远利益，即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显然，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在于唤起国人对自己祖国的忠诚热爱，进而为它的繁荣和发展努力奋斗。一、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简单化倾向的表现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历史教学的主题，引起了多数教师的重视。值得警觉的是，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出现了简单化倾向。第一，古代史教学中简单强化“中国世界第一”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众所周知，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意义的科技成就，也是国人长期以来津津乐道和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长期以来，四大发明一直是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题材。遗憾的是，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有关四大发明的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简单化的倾向——不少教师只是一味地从时间方面强调中国四大发明比西方早多少年，而没有通过相关史实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地思考和探究。又如，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自然成为了古代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另一经典题材。如出一辙，部分教师习惯于从时间和规模进行中西对比：一是时间早，郑和下西洋比欧洲的达•伽马、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航海早半个世纪；二是规模大，从船只数量、船只大小、携带的货物、随行人员的数量等方面进行比较。对此，笔者想说的是，这样的比较究竟有什么意义？无外乎是想强化“中国世界第一”的观念，以此彰显我们祖宗的智慧和祖国的伟大，期盼唤起学生对我们祖宗和祖国的崇敬之情，增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然而，依笔者之见，若一味地陶醉于“中国比西方早多少年”这样肤浅的骄傲之中，定会突破“自豪”的临界点而趋于“迷梦”之境界，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第二，近代史教学中“主战、排外=爱国”的形而上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近代中国在外国的资本主义入侵与国人的反侵略斗争中渐渐觉醒。一百多年来，民族矛盾一直异常尖锐。因此，近代史上诸多事件和人物都要经受“爱国”和“卖国”的大审判。这样一来，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成为了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史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主战、排外=爱国”的形而上爱国主义教育方式。众所周知，主战派代表林则徐、以“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暴力反帝的五四运动一直是近代史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题材，而主和的琦善、李鸿章、“师夷”的魏源和洋务运动却一直没有登入爱国主义教育的神圣殿堂。如果有之，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教材——卖国者、汉奸。显然，这是“主战、排外=爱国”的形而上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缩影，彰显了爱国主义教育简单化的特征。二、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简单化倾向的弊端爱国主义教育的简单化倾向，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其实质究竟是爱国还是害国？就前者论，试图通过祖国的巨大成就培养民族自豪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本无可厚非。不过，如果只是一味地炫耀“我们祖先如何如何先进，如何如何伟大”， 简单强化“中国世界第一”的思想观念，由此培养的民族自豪感，便会因缺乏理性的养分，滋长为民族自大感和自负感，进而演变成本能地“拼祖宗”和“盲目排外”的思维定势。面对近代西方的突飞猛进，部分国人不是理性的思考我们落后的原因和应对策略，而是本能地炫耀我们祖先的伟大和盲目地排斥西方。以至于当西方自行车和计算机进入国人视线时，不少国人习惯性地想到了老祖宗，并不服气地嚷道：“你们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东西我们祖先早就发明了，自行车在三国时我们祖先就发明了——木牛流马；计算机在汉代我们祖先就发明了——算盘。”显而易见，老祖宗成为了一些国人炫耀的资本和酣睡的温床，甚至认为西方的发明创造都源自中国，殊不知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于是，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本能地“拼祖宗”和“盲目排外”的心理在国人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了。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乏有。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有识之士开始看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但随之而来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西学中源说应运而生，中国西化之路只能在蹒跚中缓行，即使今天，还有不少国人以中国特色为挡箭牌反对向西方学习。想提醒国人的是：在强调事物特殊性的同时不要忘记事物的普遍性。在笔者看来，上述爱国心理不是“爱国”，而是“误国”。放眼世界，与我们“拼祖宗、拼爹”和“盲目排外”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好攀登和竞争，处处力求胜过自己的父母和同伴。”[2]“日本长期以来具有善于吸取外国文化有益因素的历史传统。”[3](p12)此外，对于中日文化的差异，一位日本文化学者是这样描述的：中国文化像一个核桃，有一个坚韧的外壳和硕大的内核，而日本文化像一个洋葱，每剥一层代表一种文化。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缺乏内核的日本文化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古代学习中国文化，近代脱亚入欧，踏上了全方位西化之旅，并很快实现了富国强兵之梦。着眼现实，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就务必摈弃“拼祖宗”和“盲目排外”的非理性心理。就后者而言，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有效地抵抗，这是爱国主义应有之义。但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等方面的因素，只是简单地提倡和鼓吹“主战”和“排外”的思想，这容易滋生极端的爱国主义。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义和团运动打着“灭洋”的旗帜干着盲目排外的事情——一切与洋字沾边的格杀勿论，虽然满怀反帝爱国情感，但其极端的爱国行为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化。退一步来看，在面对如何爱国这一问题时，缺乏理性和文化熏陶的义和团团民采取极端方式似乎还可以理解，但具有高智商的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却同样采取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这样不理性的爱国方式似乎就让人有点费解。至此，笔者必须指出的是：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是服务于国家利益；捍卫同胞的公民权利，同样是服务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利益。可见，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极端爱国行为的合理性就值得警醒和反思。此外，具有讽刺意味和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抗战中，曾经被国人痛骂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面对日本的一次次诱惑始终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无独有偶，历史上极端爱国主义的悲剧再一次重演。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方面牺牲的最高将领——张自忠将军，曾经却因以和平的方式与日本周旋而被国人痛骂为“汉奸、卖国贼”。在一片唾骂声中，为了洗脱自己的冤屈，张自忠想到了“必死而后能生”，并在在枣宜会战中用死的代价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回归现实，当下仍存有极端爱国主义幽灵的影子。有“北京最牛的历史教师”之称的袁腾飞先生，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一是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了仇恨教育，尤其是仇日教育；二是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了自大教育，并且，他在首都师大附中校刊上发表的《20年后中国将统治世界》一文被学生奉为经典。[4]还有，不久前，因钓鱼岛争端引发的中日摩擦逐步升级，网络上围绕这一话题的议论如火如荼，其中有一种言论现象令人担忧。一些人在表达自己爱国热情的同时，将与自己意见不符、论调不同的其他意见，一律斥为不爱国。如在微博上，一些人将那些主张冷静和理性应对钓鱼岛争端、反对抵制日货的国民，一律贴上卖国和汉奸的标签。更有甚者，有人试图通过暴力行为证明自己爱国的正义性和彻底性，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认为自己的某位同行老人卖国，愤怒地打了老人两记耳光。并随后在博客上发帖，义正辞严地宣告自己打人的理由：老人是汉奸，收拾他合情合理。与此同时，在不少地方发生了抗议日本和抵制日货的打砸抢暴力事件。试想一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因购买了非本土产品，就面临被人打砸的危险，这是多么可怕和荒谬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却实实在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综合上述，极端爱国主义在并不久远的过去，让国人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而且当下，在一些国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思想意识中仍具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和警醒极端爱国主义幽灵的蔓延，使爱国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轨道前进。三、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简单化倾向的思考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简单化倾向严重阻碍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进而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所以，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应注意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地、理性地思考和探讨，因为“课堂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方式是引导式的对话”。[5]从古代史爱国主义教育来看，首先，就四大发明而言，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和探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古代为什么能够产生四大发明这样的科技成果？第二，为什么会出现鲁迅描绘的四大发明在中西方命运迥异的境况：在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第三，四大发明存在哪些不足？第四，为什么近代中国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是民国以来国人一直乐于探讨的“李约瑟难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学中的运用，更是比较法在学科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其次，就郑和下西洋而言，在与新航路开辟进行比较时，可以通过相关史实引导学生思考和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二者的背景、目的是什么？2、二者的影响和后果如何？3、二者结果迥异的原因和启示有哪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既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还可以促进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为祖国科技的发展、国家重大举措的制定进行理性地思考和做出应有的贡献，进而推动祖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才彰显了爱国主义的主旨和真谛，因为“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看她对当时以及后世社会生活的影响。”[6]从近代史爱国主义教育来看，我们必须从时间、地点、条件等方面做更加深入和具体的分析，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毛泽东认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的。冯尔康也认为：“时代在变化，爱国思想、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时代发生更新。”[6]近代以来，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时的敌人不再是游牧民族和封建酋长国的进攻，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袭来。某种意义而言，此时的较量是两种制度和文明的较量，即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较量，落后的农业文明和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较量。换言之，此时的战争不再是简单的军事战争，而是政治制度、经济实力、文化水平等综合实力的比拼。要战胜敌人单靠传统的民族气节显然难以奏效，向敌人学习成为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也是寻求“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其实，真实的林则徐并非只是一味地抵抗，在他内心深处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彼之大炮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于是，他极力想了解对手，并广设译馆，将“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编译出《四洲志》、《各国律例》等资料，成为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在强调他主战一面的同时不能忽略他“师夷”的一面。林则徐之所以成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笔者看来，其杰出之处更在于他“师夷”的一面。作为林则徐知己的魏源，为了完成林氏的嘱托，编著了《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来，面对内忧外患，洋务派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于实践，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显然，魏源、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潮流，一定程度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可见，历史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不能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这值得我们注意。此外，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来看，以“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进行盲目排外显然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蒋梦麟认为，义和团之乱是反西化的大反动。[7]因此，在以义和团运动为题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能只是简单地强调它反帝的一面，而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它盲目排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但他面对列强入侵时坚持主和，并签订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于是成了卖国贼的化身。但我们需要厘清的是，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将自己的上述思想付之于实践（即洋务运动），虽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但一定程度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放眼世界，不难发现，当时与中国同命相怜的日本并未一味地主战，而是妥协地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定意义上，这为日本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明治维新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并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之梦。还有，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以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列宁为代表的主和派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条约》，然而，事实证明列宁的主和是正确的。当然，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决不能有任何示弱，但也不能不顾时间、地点、条件，赤手空拳的鲁莽行事，妄图用两个拳头、几声呐喊就把帝国主义赶跑。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国际环境的巨变告诉近代爱国主义者，要完成抵御西方列强入侵这一新的课题，就必须要有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的胆识和眼光。如果还是象封建顽固派那样照搬明末清初的“封关禁海”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在短期内也许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但从长远来，纵然自诩为爱国，其结果却只能是误国。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主战、排外就是爱国，主和、师夷就是卖国。总之，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只是试图通过简单的结论灌输和渲染情感来实现爱国主义的教育目标，也许能收效一时，但难于久远。教师应该尽可能地呈现“多重”史实，引导学生去思考和探究什么是爱国和怎样去爱国，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使教师的思想、学生的思想、文本的思想发生碰撞。【作者介绍】刘凯华（1974.6—），男，湖南郴州人，硕士研究生，中学历史一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与研究。联系电话：18320233948 邮箱地址：lkh746029@.163.com参考文献：[1]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2]费孝通.美国在旅程的尽头[J].《观察》第2卷第11期（1947-5-10）.[3]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4]周明学.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爱国主义教育[J].历史教学（中学版），2010（5）.[5]陈志刚.对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反思[J].历史教学（中学版），2010（7）.[6]冯尔康.关于历史课的爱国主义教育——以中学历史课本中“郑和下西洋”为例[J].历史教学（中学版），2002（10）.[7]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