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后30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

　　 今天，援助与被援助———这样的国际救灾活动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如果将史书翻回30年前，却并非如此。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仍在沉睡。

然而，一秒钟之后———有如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然爆炸！

　　在表示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世界各国纷纷主动表示了援助中国的意愿。

　　7月28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

　　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称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以后，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

　　地震过去了好几天，中国却还没有向任何国家提出求援。敏锐的国际舆论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中国的反应：《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社论指出：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地自力更生，这是他们的民族风格……

　　果不其然，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谢绝外援。

　　据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这在今天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当时却似乎显得豪情万丈。1976年，中国依然处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革”时代，当时许多人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别的国家发生灾害，我们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助他们；而我们自己受灾，就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思潮之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向西方示弱。

　　1980～1981

　　事隔短短四年，人们的思想就起了变化。1980年，中国遭遇“南涝北旱”灾害，面临严峻挑战。这一年夏季，华北、东北大部和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严重的伏旱。与此同时，南方的长江流域多处洪水滔天。多个省份的数百万受灾群众焦急地等待着救援物资的到来。

　　情势逼人，外事部门首先意识到争取国际救灾援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1月，中国政府告知联合国，河北和湖北正分别遭遇严重的旱灾和水灾，数百万民众正处于饥荒之中。这一消息在当时的国内报道并不占有显著位置，甚至被许多人所忽略。但外电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并迅速做出评论。《泰晤士报》一语点破这一外交举措的重大历史意义：这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首次要求国际援助！不过，这时中国还没有主动、公开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1981年3月，联合国救灾署考察团到湖北和河北进行调查。中国政府告诉考察团，河北遭遇38年来最严重的旱灾。而湖北则暴雨如注。考察团官员发现，实际灾情更为严重。他们估计河北和湖北至少需要价值七亿美元的食品和其他援助物资。于是，联合国救灾署于3月23日呼吁世界各国为中国的灾区提供七亿美元的援助。

　　这时国外舆论指出，中国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依然显得保守。中国似乎仍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并有意压低受灾程度和国际援助的重要性，而且限制了求援范围，只希望联合国救灾署向灾难最为严重的湖北和河北提供援助。此外，中国求援的渠道也十分单一，各国和国际组织给中国的救灾物资都必须通过联合国救灾署。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显得非常被动。不过，相比唐山大地震后坚决拒绝援助的态度而言，人们已经开始明白：自然灾害是一种自然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中国不能只尽义务不要权利，应该享有接受援助的权利。

　　1987～1988

　　1981年秋，长江上游发生大水灾，四川138个县受灾。此时中国又紧缩了接收国际救灾援助的口径，将接受救灾外援的方针改变为：不主动提出和要求援助，对方主动提供援助又不附加先决条件，可以接受。相比早些时候接受联合国救灾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救灾援助，这一政策减少了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可能性和规模。因此，从1981年底到1987年夏，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本已开放的受援之门，似乎又出现了关闭的趋向。直到1987年，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使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北麓漠河境内林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死亡，200多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这场大火成为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特大灾难。

　　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不仅主动要求和接受援助，而且成立了统筹国外援助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收捐赠工作。国际社会对大兴安岭火灾给予很大关注。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来了慰问电，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

　　在大兴安岭火灾中，中国政府不仅改变了以往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而且拓宽了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渠道，从过去单一接受联合国救灾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到接受来自国家、国际组织乃至个人的救灾援助。

　　1991

　　1991年，中国又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上半年，特别是五六月份开始，中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水灾，五个省、自治区发生严重旱灾。

　　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的媒体上看到了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于是，外交部将及时呼吁国际援助的建议转到民政部。7月5日，民政部综合了外交部的意见，将“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名义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的报告送到国务院。

　　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灾！

　　回顾30年来中国与国际救灾援助的关系历程，会使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有更深刻的体会。30年前的历史条件、政治氛围、国际环境和人们的观念都不可能让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当自力更生被人为提高到极至的时候，闭关锁国实际上已悄然而至。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发现，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实际上既有利于国内救灾和重建，也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