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报上有消息说，纽约市议会于4月28日以47票对0票，一致通过代表华埠的傅

里德议员的356号提案，将目前林则徐铜像矗立的地方命名为林则徐广场。表决之前，傅里德用了大约十分钟时间，介绍中国的禁毒先驱林则徐的英雄事迹。美国林则徐基金会还表示，将争取将东百老汇大道命名为林则徐大道。

看了这则消息，我首先想到的是100多年前两个中国人在英国蜡人馆的见闻。这两个中国人，一位是后来被尊为我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先驱的学者王韬，一位是当时清政府的外交官员刘锡鸿。

19世纪60年代末，王韬有两年多的欧洲漫游生活。他在著作中记下了在蜡像馆见到了“林则徐”的情景：“甫入门，即见有华人男女各一，侍立门侧，若司阍然。男则衣冠翎顶，女则盛服朝裙。余惊询何人，以林文忠公对。盖禁烟启畔，虽始自林，而因此得通商五口，皆其功也，故立像以纪其始。”

数年之后，刘锡鸿也来到了这里。他的记载是：“入门右首，则林文忠公（则徐）像也……文忠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也，可谓知所敬。”

两则见闻抄在一起，差异就很明显了。在刘锡鸿的笔下，英国人是因为敬重林则徐这位老对手“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才为林氏塑像的﹔而照王韬所记的说法呢，“通商五口”皆拜林氏“禁烟启舋”之赐才得以实现，因而才塑像纪念──后一种说法，简直让我们中国人受不了，这不是对林则徐的刻毒嘲讽吗？当然，上述两种看法都不代表记述者本人的看法，而更大可能是陪同人员的解释与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其时才是鸦片战争之后二三十年间，为什么塑林氏之像的原因已经有了两种版本？虽说这只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浪花一朵，但传达出的滋味与史感却是再丰富也不过了。如果的确是有这么两种版本，那么表明，自林氏蜡像塑成之始，英国民众对其理解也是不同的。以胜利者的姿态奚落对手者固有，以尊重的心态对待对手者亦众﹔前一种是侵略者殖民者的骄狂，后一种是英伦绅士风度的从容与大气。这二重性，中国人在此后的百余年间，是看得越来越清晰了。但如果再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关注一下王韬、刘锡鸿各自的身份，又会有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