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一、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交互作用：

1957年以后，发生在党内的左倾错误，表现在：把朋友当成敌人，扩大打击面（整风反右运动把50万知识分子划成右派，错误率达99%），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打破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这种左倾错误理论、实践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对主要矛盾与工作中心的看法存在偏差：1960年的中共八大确定主要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似乎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适应并超越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十分完善，无须进行改革和调整）但它明确了今后我党我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八大”以后的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的西方国家乘机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使得毛泽东从中得出基本教训：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以后对国内发生的矛盾和事件的分析和决断。但在当时，对主要矛盾的看法基本上没有改变八大的正确判断，毛在同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仍然认为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

但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反右派斗争爆发了。毛泽东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并在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断然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对一年前召开的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毛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其家属长期遭受不幸，迟滞了中国文化事业发展，而且助长了“左倾”思潮膨胀。

本部分内容请参阅有关反右资料：

2、左倾理论的重大升级：1858年的“大跃进”，以后的“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向当交红心”“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企图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尽快 推动经济建设，使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给个方面工作带来恶果，毛也注意到这些情况，并为纠左做了些努力，（主要集中在实践中，未涉及指导思想）1959年7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的上书，却从纠左转向反右，提出了在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后来错误的批判了彭德怀，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当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当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在党内搞起了反右倾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当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当前党的主要战斗任务。”

由庐山会议引发的“反右倾斗争”使三面红旗被奉为神明，不允许有任何人对它有半句不敬之词，特别地它不仅使纠左的进程被打断，而且使原来本已十分极端的左倾思潮更加严重。后来又提出了“持续大跃进”口号，是造成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

3、关键的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在经过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对“三面红旗”经过比较认真的思考的基础上召开的，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对涉及三面红旗引发的系列问题，表现出了不满情绪，毛泽东虽然宽容地表示提议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但实际上“心里憋着一肚子气”，会上刘少奇对三年灾害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看法，引起毛严重不满，他认为目前还处于“非常时期”，对很多问题（如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被错披错判的党员干部平反问题上都有不同与毛泽东的看法，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对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实践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总结，把与自己不同的意见视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把这种分歧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甚至认为在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存在年个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党内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他要求全党对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要搞一万年。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一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而此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促进了毛对这种阶级斗争观点的肯定：中苏论战加剧，分歧公开化，并影响到国家关系；美国在1961年出钱出枪的“特种战争”，后直接参战的越南战争，步逼近中国南大门；印度军队在苏联支持下侵略我国边疆地区；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的经济困难叫嚣“反攻大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犯罪，使得毛泽东认为全面的阶级斗争开始了，并把阶级斗争置于笼罩一切的地位。

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掀起阶级斗争：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全国城乡进行社教运动，会后河北省保定地区搞起了“小四清”运动（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查出一些问题（如有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使得他们认为党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在1963年 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地区的社教经验和保定地区的“小四清”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督促各地区“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制黑风”，同时在城市搞“五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使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965年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这次教育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认为：“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的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 的人。”这样就为把阶级斗争重点转移到中国共产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提供了理论政策依据。

5、意识形态的过火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必然影响的意识形态领域，1963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和江青组织写的文章，对系列文艺作品进行批判，如《刘志丹》《北国风光》《早春二月》《谢瑶环》《林家铺子》等），认为在文艺界存在着一条文艺“黑线”，给这些作品或作家戴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大毒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的政治帽子，进行过火的批判。1963年底和1964 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写了两个批示，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说他们已经跌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将来有一天会变成匈牙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让步政策”进行批判，凡是某一学术观点遭到批判，许持相同相近的观点的人随受到株连，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6、可怕的形势估计：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理论化、系统化的交互作用下，毛对国内形势做了十分严重的估计：农村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中，工矿企业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文艺学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国存在着“吸工人阶级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根据这种估计,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1965年他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大区司令员谈话时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他认为以前的阶级斗争只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抓，因此他主张通过一种形式，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而这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群众运动形式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二、    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

权力过分集中，党失去了约束自己领导的能力，权力缺乏制衡，使得领导的错误难以约束，更谈不上纠正了。战争年代，由于特殊环境，需要高度统一集中，党决定一切，党管理一切的“一元化领导”的高度集中统一体制被沿袭下来，虽然当时推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体制，当实际上很难真正实行，虽然毛在1949年的七姐二中全会上反对个人崇拜，虽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提到中央地方权利关系问题，提出权力下放，但八大通过的正确决议刚刚开始贯彻，就被反右派斗争所打断，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系统化，绝对化，权利过度集中的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强化了，1958年的“大跃进”中毛甚至提出党委第一书记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强调党领导一切。大权独流个人专断相沿成习，在党内外习以为常。

1958年的批评反冒进、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使得党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事务、个人崇拜、个人凌驾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作风，不断滋长，党的集体领导制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的遭到削弱、践踏、破坏。

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则助长了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强化了个人专断，终究酿成了历史悲剧。个人崇拜一方面处于广大群众对于领导的热爱；一方面处于领导的默许、甚至是欣赏、提倡个人崇拜（如1970年毛在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就表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还有党内部分野心家别有用心地鼓噪个人崇拜。如柯庆施提出“相信毛泽东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而鼓吹个人崇拜最厉害的林彪则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并认为三年灾害正是人民没有体行毛泽东思想的必然恶果！1966年处，林彪提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种言论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1859年庐山会议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后，由林彪继任之，中共九大指定林彪为接班人。

此时，由于个人专断，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也日益不正常，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将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给与会代表“讨论”，后有批评朱德对彭德怀的批评是“隔靴搔痒”；1964年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批评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两个独立王国”，这种对中央领导机关的无端指责，反映了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东西不正常。刘少奇同毛泽东的政策分歧被视为大不敬，以后很少有人敢说真话，讲事实，他们委曲求全地顺从毛泽东，而这更加损害了党中央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领导，助长了个人专断。

事例：1965年对总参罗瑞卿的批判是毛听信林彪的一面之辞和诬陷材料，，而这样重大的事，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政治局常委的贺龙竟然不知底细，后来只得面对既成事实；1966彭真主持制定 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毛泽东也曾表示支持，但不久毛泽东个人决定撤消批判《二月提纲》，是为个人否定集体决议的例子；1966年5月的政治家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为“反党集团”，毛不在北京，有刘少奇主持，而事实上会前已经有毛泽东决定通过，不过是借组织民意贯彻个人决定的例子；1956年召开八大，（1858年八届二中全会）五年后应当召开九大，但只到十三年后才召开，毛认为根本不需要“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中常委的多数成员遭到无理批斗、关押，各级党委被砸乱，集体领导的形式也不复存在了，这期间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最高指示”名义向全国发布，这是个人专断发展的最鲜明最严重形式。

这样，个人专断同个人崇拜交互作用，把领导个人推动凌驾到群众和中央领导集体之上，戴上神圣光环，主宰一切，决定一切，其一言一行关系到亿万人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党内民主生活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并延续是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三、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

1、中苏关系演变及毛泽东反修口号的提出。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苏联曾经是中国人民的憧憬和理想。建国处，苏联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支持中国，但到斯大林死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揭发了斯大林在肃反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从而在国际上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而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的态度是特别慎重的。本来苏共二十大中苏除在和平过度等问题存在分歧外，主要方面仍然是一致的，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促使毛的认识向“左”，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修正主义问题：“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1957年冬，毛率团抵达莫斯科，参加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的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要在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则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超英国，毛泽东对会议的积极成果欢欣鼓舞，甚至宣称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上以发生了变化，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在发展，而帝国主义在衰退” 这后来成为1958年“大跃进”的重要契机，但是随着中国在“大跃进”中出现的系列问题，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嘲笑讥讽，对中国炮击金门进行指责，并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和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以控制中国海军的无理要求，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认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怀疑派和反对派”，可见此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们”的憎恨之情已溢于言表了。

1960 年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带头围攻中国共产党，污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对印度强占我国领土引发的自卫反击和抗议是“纯粹的民族主义”，对苏联则是“托洛茨基方式”等。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方面。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从7月28日至9月1日，共撤回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名，撕毁合同343份，废除合作项目257个，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资料，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极大损失。随后两国之间的边境冲突不断加剧。

在随后发生的中印边境事件中，苏联公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向美国妥协，这些都加剧了毛泽东对修正主义危险的认识，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毛进一步指责修正主义为帝国主义服务，实际上是反革命，“毛在此以前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浪子回头，从此以后，在毛看来，赫鲁晓夫已经是有个不可旧药的叛徒了”。此间中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言辞激烈，上纲上线。

2、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更加注意“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勃烈日涅夫上台，中共想乘机改进中苏关系，当时中国政府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但在11月7日晚间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然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当场顶回对方恶意的煽动并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即向勃烈日涅夫提出质问，勃烈日涅夫以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掩护，但周指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件事对中国影响很大，使党中央认为勃烈日涅夫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中苏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在蒙古共和国进驻部队，形成大兵压境之势。

马林诺夫斯基事件对毛泽东的触动一定很大，因为在共产国际时期苏联可以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手段改变别国党的领导人，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善于从别国党内找到内应并施加影响和压力，从内部进行颠覆，以改变不听从其指挥棒的国家领导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当然知道暴烈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他不可能不多加防范。因此自然他将目光转向洞察“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观点逐步系统化、理论化，从这种理论体系中很容易得出结论：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颜色，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这样，必然要用这种观点审视中国。剖析自己党内是否存在修正主义，开始反修防修了。当这种警惕性转化为现实的估计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他对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从防修转向反修，其重点又从下层转向上层，甚至中共中央的一线领导人。毛在1964年12月5 日谢富治的蹲点报告中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要更多一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在1965年的《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在1965年的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鼓励造反。看见毛泽东已经把党变修，，国变色视为现实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且把国内“反修防修”的重点转向“反修”，从基层转向中央，并把它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

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员干部中产生一种修正主义复辟的强烈政治危机感，反修防修成为一种神圣使命，狂热信念。“和苏修对着干”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扼杀了任何敢于提出怀疑和否定意见的批判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思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如何人稍有不同的观点表示，即便是合理的，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歧视、批判、打击。甚至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折磨，使整个民族在错误思维方式的指引下陷入灾难的深渊。

四、中央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被错误看作“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建国后，党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在当时由于无经验可循，更多地借鉴苏联模式，但随着中苏两党的分歧，矛盾的加深，中国开始探索“走自己的路”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由于在探索中前进，难免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是十分正常的，但在实际上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影响。1953年中国开始三大改造后，对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存在分歧。农业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后来的“高级社”，毛认为“高级社”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主张加快速度，至1956年下半年出现“高潮”，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单位在短时间内消失了，毛为之欢欣鼓舞，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出了“根本性变化”。而以邓子恢为首的另一些中央领导人主张谨慎地、稳步地前进。特别是针对当时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规模过大，高度统一，生产、供应、市场被打乱，生产积极性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农村中很多人对此表示严重不满。针对这种“冒进”，邓子恢主张适当收缩，将原来都67万个农业合作社解散20万个，其正确主张得到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支持或理解，如邓小平、刘少奇、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他们主张稳步地、谨慎地发展前进。（我们不妨称这些人为“稳健派”，以区别毛泽东为首的革命“浪漫派”）而毛泽东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哪儿走路”，并说“就象妇女生小孩，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但九个月还不让出来，是右了。”毛泽东宁左勿右，对当时的“反冒进”运动看做右倾，并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反右。

对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存在分歧，虽然他原则上赞成反对个人崇拜，但实际上态度含糊。1956年中共八大上彭德怀提议将党章中的“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改为“毛泽东著作”，刘少奇支持这一动议，毛泽东原则上同意了，在八大上删去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但在当时苏联“非斯大林化”的特殊环境下，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自己党党中央、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问题，虽然他也曾表示“退居二线”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一线工作，但在当时，这种作法对他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影响。

同时，毛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报告，提出借鉴苏联经验教训，“走自己的路”时，提出了系列问题看法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并不一致，如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经济和国防建设，工资制与供给制的看法上存在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外国人指出，中共八大的人事变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八大前，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序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而八大后则更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明显地变化是邓小平、林彪地位上升，彭德怀、彭真、张闻天等人地位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什么。无怪乎彭德怀说：

“我老了，失去了毛主席的喜爱，我对毛主席再不重要了，年轻人已经上来了，我不能够挡住他们的路。我已经推翻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已经实现了我毕生的愿望，我可以解甲归田了。如果我不受喜欢，那就随便吧。”

彭德怀的沉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至为重要的是是否取得毛的信任，而能否取得毛的信任，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贯彻执行了毛的思想、路线，就是说其做法、看法应当保持与毛的一致性，并且还要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毛的欢心，战争年代，虽然彭德怀在很多问题上与毛看法不同，加上彭德怀直爽的个性，虽有分歧，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建国初，只有彭德怀愿意率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打的美帝被迫投降签字。此后作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很多问题上同毛不一致，如国防建设问题，逐渐失去了毛对他的信任，庐山会议后酿成彭德怀的悲剧。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毛在1858年提出了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后来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全国人民都投入如火如荼的建设高潮中来。其中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很多人提出纠正“左”的问题，特别是灾害出现后，这种“纠左”呼声高涨，庐山会议就是针对“左”倾错误而展开的，但毛对起引以为毫的“三面红旗”不许非议，认为失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则引起毛的严重不快，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犯了路线错误，并将其打为“反党集团”，解除其国防部长职务，又林彪取而代之，之后彭德怀被迫反思己过，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劳动，反思自己的“路线错误”。

对三面红旗，刘少奇也有很多不同看法。刘少奇在毛泽东“大兴调查之风”号召下于1961年回归故里湖南宁乡县，蹲点44天，目睹了父老乡亲的悲惨生活，他深刻感受到农民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严重不满，“如果说天灾是主要原因，恐怕说服不了人”，而湖南农民的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更让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特别是感触于干部百姓都不敢说实话，各级干部报喜不报忧，怕犯“右倾”错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在湖南的所见所闻，并提出自己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会好一点”，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这些都引起毛的严重不满。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上刘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未过去，还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并指出“中央工作会议读困难情况彻底不够，有问题不敢揭露，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做斗争的勇气”主张合理调整经济工作，针对邓子恢、田家英等提出的“包产到户”方案，刘少奇、邓小平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并在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下甑别平反，至1962年8月全国已经有600万干部、党员、群众被平反，脱去“右派”“右倾”帽子。

然而毛泽东的思路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观点不同：他满足于七千人大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形势估计，并认为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对形势的看法是发“黑暗风”；邓小平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是发“翻案风”，而彭德怀上书八万言自然是“翻案风”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主张的“包产到户”搞“责任田”制是变相“单干”，是对人民公社的全盘否定，而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并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包产到户”产生怀疑：这不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由于毛、刘对形势看法的分歧，毛对刘少奇的信任大为减弱。1956年中共八大是毛准备“退居二线”，将刘少奇推向前台，1959年的二届人大上刘当选为国家主席（1964年再次当选），刘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居第二位。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曾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坦然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位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想一个外国人谈中国的领袖接班人，在党史是没有先例的，毛如此爽快地回答蒙哥马利说明在当时他对刘少奇是特别器重、特别信任的。

但是随着刘毛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刘少奇逐渐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前者，刘毛在三面红旗上看法存在分歧，后来从1963年起毛泽东在探索任何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问题，修正主义问题、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如刘少奇主张“社教”运动的重点放在基层，而毛则把注意力放在“上面”，他认为基层的问题来自上面是“三股风”：“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到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的1月14日中央政治局的全国工作会议，在社教运动的看法上刘毛分歧已经白热化。毛在当时对71岁生日上说“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生产修正主义的危险，情绪中话中有话。在接着的议程上刘在毛讲四清运动性质时，无意中打断了毛的讲话，自己讲了起来，在加上邓小平会前考虑到毛身体不好，劝其休息的情景，毛严重不满，认为“一个不让参加会议，一个不让讲话”，似乎自己被“架空”。会后毛多次点名批评刘少奇“怎么来了个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上反社会主义嘛！（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两位党 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裂痕再夜无法愈合。1970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问到毛泽东：“年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回答：那就早了，1965年月，二十三条的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运动”的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从中看出，刘毛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使刘日渐失去毛的信任，已经有意“废掉”他了。

实际上，刘毛之间的政见分歧归根结底是一个“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描绘了社会主义的蓝图和纲领：那是有个消灭了阶级和分工差别的理想社会。军队、城市工厂、农村公社、学校、机关都是一个没有分工，全面发展的小社会，又是有个消灭商品生产的社会，在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没有商，同时它也是有个平均主义社会，吃饭、穿衣不要钱，每人可以无偿供应。其实毛的“新世界”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它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本质上是落后的，他的“新村”不过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翻版而已。但是刘少奇则坚持中共八大对主要矛盾的看法，主抓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允许社员拥有少量自留地，并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刘还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这些正确在见解在毛看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修正主义。毛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坚持无异于向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刘少奇已经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了。

五、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助长了毛的错误；

   当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日益尖锐化时，存在野心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取而代之”.

林彪善于吹捧，针对毛泽东的性格特点，在很多问题上替毛泽东“解了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充分肯定“三面红旗”，但彭德怀在深入调查后，在给毛的上书中直言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引起毛严重不满。而这时林彪杀上庐山，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而只有毛泽东是的英雄，谁也不要想当大英雄。毛泽东认为林彪的话击中要害，大加赞赏，非常受用。逐渐取得毛的信任。彭德怀被打为“反党集团”后林彪取代了彭德怀，野心更大。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又直言存在的问题，毛“憋着一肚子气”，毛也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而林彪则说之所以出现问题，不是毛泽东的错误而是各级干部的工作失误，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没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所以才出了问题。毛听了十分受用，在下面问其他领导人“林彪的话讲的有水平，你们能讲出那样的话吗？”其他人表示讲不出，没有林彪的水平。正直的人怎能讲出那样令人作呕的话呢？

后来，林彪又在不同场合吹捧毛泽东，说毛泽东的“天才”，要“做毛泽东的好学生”，并在部队报纸《解放军报》上加上毛主席语录，甚至很多场合下拿着“红宝书”，似乎特别忠诚，这些都让毛泽东受用无穷，地位一再上升。

在取得毛泽东信任的同时，林彪注重发展个人势力，他看到控制军权、舆论的重要性，便在军队中发展个人势力，同时利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纸做喉舌，后来又利用红卫兵的无知与狂热，迫害异己势力，将一班老帅、老臣拉下马，甚至迫害致死。这些都为林彪的夺权创造了条件。

而江青则充分利用她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再加上林彪、江青互相吹捧，画像利用，江青从后台走向前台。她主要在“造反派”中发展势力，她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上海，我们不妨称之为“海派”，其主要成员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而林彪的势力重要集中在军队，如：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江腾蛟等，后来林立果则成为这一集团的另一轴心）这两个反革命集团都十分重视控制舆论，他们利用陈伯达这个“理论家”作为喉舌，另外奸贼康生则秉承他们两个反革命集团意志，做他们的“参谋”、“狗头军师”。康生是一个迫害狂，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善于给别人戴“政治帽子”，诬陷好人，是两个集团中最厉害的“打手”。

对毛的错误，他们充分利用，左的极端，左的可爱，使毛泽东的错误更加严重，助长了毛的错误，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并延续十年之久的原因。

资料来源:金春明\席宣:<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央党校出版社

        严家琪\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