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共的恩怨纠葛

涂湘奇摘自文摘周报

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新闻记者斯诺，毛泽东在谈到自己早期的人生经历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印象。
　　  1945年4月25日，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胡适、董必武等一批具有外交影响的知名人士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期间，受毛泽东的委托，董必武代表共产党一方，争取胡适在战后民主建国过程中的支持。
　 　7月1日，蒋介石政府派出了国民参政会代表傅斯年等5人访问延安，商谈国共两党合作之事。蒋介石之所以派出傅斯年，是想利用他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时的旧交，劝说毛泽东。而毛泽东则就势再次通过傅斯年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问候，争取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并想通过傅、胡，取得美国朝野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后来，傅斯年通过报纸转达了毛泽东对胡适的问候。
　　  其时，胡适正与宋子文、顾维钧等，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8月24日，胡适意兴大发，在纽约给毛泽东拟一中文电报，托王世杰在毛泽东于8月29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面呈毛泽东。在电报中，他要中共学英国工党，放下人民武装，这对于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这成了胡适与国民党走到一起的最重要的桥梁。1946年7月5日，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受到国民党党政要员，包括蒋介石、孙科等人的热情款待。因此，国共两党相争，开战在即，胡适倾向于国民党当局。
　 　胡适是清华出身，但一生又对北大充满深情，他在北大的地位是公认的，特别是抗战结束后，几乎所有的北大教授都希望胡适尽快回到北大。胡适的得意学生、地下党员、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吴晗投奔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吴晗向毛、周谈到北平地下斗争及高校情况时，毛泽东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邓广铭和季羡林对此均有回忆。邓广铭在《我与胡适》一文中曾提及：“当时还有些传言，说共产党要他（指胡适）做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表示怀疑，说：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的馆长吗？”
　　 吴晗、邓广铭、季羡林分别是胡适的学生、助手、下属，他们的回忆相互印证，应该是可信的，而且，胡适这样资望的学者，加之无党无派的身份，也完全符合中共统战标准。
　　 但胡适对这些却大不以为然，“不要相信共产党员的那一套”。结果，于是中共中央便在后来宣布他为“战犯”。
　　  12月15日在北平南宛机场，蒋介石派专机将胡适运出被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的北平城……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有：（1）陈垣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
　　“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新生的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制度。”（2）陈垣自己作为旧时代过来的学者，对新社会新事物的价值认可与接受：“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3）劝胡适回到新社会。
　　  胡适直到6月18日，才从香港出版的刊物上看到陈垣公开信的英译本。他的感受是：“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胡适半信半疑。又过了几日（6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他认为陈垣的公开信是一封“作伪”的信。为此，他征询同为史学家的蒋廷黻，结论是：“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1956年2月在北京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毛泽东在谈到批判胡适时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同年7月，曹聚仁从香港回北京访问。这次访问，曹聚仁得到毛泽东的接见，两人作了长谈。在京期间，有爱书之癖的曹聚仁，曾走访各旧书店。他发现：批判胡适的运动已进行两年，但书铺中仍有胡适各种版本的著作，这说明胡适的书并未禁售。引起他的一番感触。曹聚仁深为胡适对国内情况的隔膜而惋惜，有必要请他回国来作一番实地考察。

1957年春，曹聚仁给胡适去一封信，规劝胡适回大陆看看。当然，曹聚仁给胡适的信也很可能是受了中共中央的委托，因为曹聚仁家书中曾有如下记载：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1963年12月20日给四弟曹艺的信）。
　　  曹聚仁系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战地记者。1949年全国解放后，长期居留香港。1956年开始，他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多次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由于他与国共双方的高层都很熟悉，50年代中期在两党之间扮演了一个主张国共重开和谈的“鲁仲连”式的人物。由他给胡适写信，是大陆对海外知识分子来去自由政策的活的证明。
　　  胡适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胡适知道曹聚仁的信是中共对他的统战，他在曹聚仁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派人将信转交了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的资料。或许是因为六七年前，儿子胡思杜的那篇《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对自己的刺激太大。胡思杜1950年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写了一份反省材料，1950年9月22日先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
　　  胡适收到曹聚仁的信一周后，即3月24日，又收到了小儿子胡思杜的来信，那信是几个月前写的，信到之日胡思杜已经自杀了，胡思杜一死自然对胡适有极大的影响，使胡适返回大陆更不可能了。
　  　 1956年的一天，胡适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完课时，当有学生问他：“听说共产党天天在中国大陆上清算你，你对此事作何感想？”面对这样一个政治问题，他以一句幽默话作答，应付了过去。
　　  1957年春天，他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